70年前上海建立传染病报告制度

　　1949年，刚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但防疫工作已紧锣密鼓展开。到6月已经成立了临时性的上海市防疫委员会。

　　6月14日，上海的防疫宣传已经展开。当天除了报社出版防疫特刊、各公共场所饭店张贴标语之外，马路上海举行防疫大游行。游行队伍由防疫大队，漕河泾市立儿童教养所等单位组成：上午11时许自卫生局出发，由书着“霍乱可怕快打防疫针”的大横额标语和儿童乐队作前导，沿途经外滩、南京路等主要街道，折入沪西棚户区。游行队中最引人注目者，为纸糊的“大苍蝇”和化装秧歌队。

　　解放后的三个月内，上海就已经“动员医界学生举行防疫宣传化装游行3次，聘请专家讲演14次，出版防疫特刊，印发防疫守则3万份，标语4千套及宣传单2万张”。（《1949年9月22日，卫生局秘书处供《解放日报》稿件《卫生局三个月的工作》）

　　与此同时，全市医、护、助产等学校同学2千6百人，深入到各团体去注射，3天即完成了45万2千余人。在军管会卫生处组织下发动了第三野战军卫生部门1千余卫生工作同志参加，再加卫生局及本市公私医院，各区卫生事务所医护人员等参加注射，于“6月12日起至8月17日在65天内，共为三百七十六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人注射，用去疫苗一四一三○二○CC”（资料来源同上）3个月内未发现过一名真性霍乱患者。

　　1949年11月，在上海解放半年之际，经防疫负责人员反复研商，又广征各防疫专家意见，订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传染病报告暂行办法”，（沪卫防字第二号）于1950年2月1日公布实施。迄今，正好70个年头。

　　这份办法中，规定报告的传染病有天花、白喉、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霍乱、赤痢、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鼠疫、狂犬病等12种，由本市公私立医院、诊所、中西医师、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各检验机构（公私立化验所，病理检验所）等，于发现天花、白喉、霍乱、鼠疫可疑症象时，未确实诊断前立即作可疑病例报告各诊区卫生事务所（现改为各区政府卫生科）；其他八种传染病，于诊断确实后48小时内报告。

　　各区卫生事务所接获报告后，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并向卫生局报告。卫生局防疫科接获各区卫生事务所传染病报告后，按周填制疫情周报表，根据情况，或呈送卫生部，或与各有关卫生机构交换，或于报纸或其他刊物登载，或送本局统计室统计。

　　对于迟误报告或未行报告者，应予以劝告，久劝无效依照卫生局相关管理规定处理。对于各医院诊疗所及开业医师等依照规定报告从未遗漏者，由卫生事务所呈报卫生局转呈市府嘉奖。这办法公布实施后，除了在报纸电台宣传外，在各区召集了开业医事人员传达讨论，因此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并且得到群众的拥护。

　　1950年8、9月间，上海就在各区原卫生事务所的基础上，改建29个防疫站，配备工作人员。眼见政府出面灭蛆灭蝇、清除无主破烂棺具、修理路面、疏通窨井及添置窨井，填平水池低地，同时加强对清洁工人的教育，改善运粪车，减少粪便滴漏及消灭粪便冲沟现象，又取缔了不合条件的私厕十二处、露天粪坑三十四处等。市民对解放后的生活有了信心，对未来有了憧憬。看到身着黄色解放军服的同志走入里弄陋巷免费接种，上海人竖起了大拇指。

　　棚户区难民说：“解放军及政府是真正为我们老百姓做事，过去的政府人员，那能会到我伲小地方来？就是请他也不会来”。有老百姓反映“起先我怕穿黄衣裳的人（指解放军），我以为打针一定要钱，现在我看到他们对老百姓态度真好，很耐心的劝导，打起针真小心，一点也不痛，对老百姓真好。”

　　从财政角度，也可以看到解放初上海对防疫工作的投入，《上海财政税务志》的资料显示：

　　1952年，防治防疫事业费支出328万元，占卫生事业费的17.8%。1956年，防治防疫事业费支出356万元，占卫生事业费的21.6%。除继续开展包括麻疹、乙型脑炎、百日咳、疟疾等的预防接种外，主要是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治疗血吸虫病患者21483人，灭螺面积200万平方米。1965年，防治防疫事业费支出791万元，占卫生事业费的19.3%，有58个公社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全年收治血吸虫病患者10万余人，为以后全市消灭血吸虫病打下良好基础。1971年，防治防疫支出612万元，占卫生事业费的16.2%。1980年，防治防疫事业费支出1124万元，占卫生事业费的10.3%。这一年，主要对卫生防疫人员实行防疫津贴、副食品价格补贴、增加了辅助工资和差额补助。到1988年未，上海防治防疫机构发展到49个，比1950年增加20个，从事防疫防治的医务人员比1950年增加9.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