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败、平手与控制，人们已淡忘的“霍乱”背后，是上海与疾病战斗的历史

　　1862年，驻扎上海县城郊的外国兵营发生霍乱，迅速蔓延，到次年7月，仅仅三周内，上海每日因霍乱病死从700人增至1200人。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种源自肠道细菌烈性感染的疾病叫霍乱。不少上海外侨也染了病，其中有一位显赫人物，英籍江海关税务司德都德（H.T.Davies）宣告感染不治。

　　就在1862年夏季，锁国二百年后被迫开国的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派出使团乘着那艘“可以行驶千年的船”（千岁丸），前来考察近代东亚社会转型枢纽的上海，成员一行中很快就有人中招霍乱。据日比野辉宽5月12日的记载：他“全身发冷，腹部剧痛，晚饭时腹泻很厉害……医生说这是流行性霍乱……”第二天“腹泻仍很厉害，整天卧在床上。友人伊藤子固在吃饭前也得了霍乱……官员金子腹泻得厉害，趴在病床上。我国人有一半因泻肚面色如土，并非因为水土不服，完全是因污水而酿成。”

　　霍乱曾在欧洲大规模流行，夺走近百万人的生命。霍乱的蔓延与被污染的水体以及糟糕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破烂不堪、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环境中更会迅速传播。有研究者认为，从1861年到1946年的86年里，上海只有20年未发生霍乱，以致于有人把霍乱“地方病”的大黑锅甩到了上海的头上。

　　从那时候起，霍乱就跟上海扛上了。

　　【倒逼近代中国公共卫生防治体系迈出第一步】

　　19世纪末，世界性和印度霍乱大流行均波及上海，又由上海沿交通路线一路扩散，直至北平、直隶、山东、东三省等地。1873年初，南洋诸国再度流行霍乱，上海港受到威胁。8月，江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詹姆逊首次对来沪船舶开展检验，西方轮船检疫制度就此传入，开中国卫生检疫之先河。随后，中国各对外港口相继效仿实施江海关海港检疫制度。翌年，江海关制订《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规定“倘船上有许多传染病例，卫生官员可令船舶航行到吴淞口红色浮标之外。”

　　1904年3月，沪上名士沈敦和等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又下设两家时疫医院，1932年7月收治霍乱患者百余人，防疫注射三百余人，其中一家时疫医院就诊人数高达六千余人。

　　1905年和1911年，上海分别在张华浜和三叉港专设防疫医院。1912年在吴淞建立检疫处，监测霍乱、天花、伤寒等传染病，并对出入境人员接种预防天花、霍乱等疫苗。近代中国公共卫生防治体系从此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19年，霍乱又在上海疯狂肆虐，媒体甚至发出了“死亡载道”的恐怖宣告，再度引发人们恐慌。著名绅商朱葆三携手沈仲礼、窦耀庭等于该年7月发起成立上海时疫医院。

　　最初只是临时应付措施，但因上海人口激增，夏季传染病频发，临时遂成正规。值得一书的是，该医院属慈善性质，夏秋之际专治霍乱、痢疾等，传染病流行期间一律免去医疗费用。即使疫情解除，病人如实属赤贫，仍予免除，重病者可免费住院。医院为民营筹资而建，没有政府拨款，也无固定基金，经费从何而来，原则上由董事、院长共担，如无法承受则向社会各界募捐。事实上，时疫医院大多负债经营，但医者为苍生之命，尽自身使命。更可敬的是，全面抗战八年，即便在铁蹄之下，仍一以贯之。

　　【上海率先成立全国首家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

　　1930年7月1日，上海率先成立全国首家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由首位华裔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检疫、防疫和公共卫生事业先驱伍连德处长所长一肩挑，接管了外国人帮办几十年的中国海港检疫机构，中国人自主检疫终得以实现。同年又设立上海（中央）霍乱防疫事务所。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中国和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互通疫情，协调各方开展霍乱防治，签署了1926年通过的《国际卫生公约》，又以此为基础制订了《海港检疫章程》，采用了当时国际检疫最先进的防疫模式。

　　两年后，伍连德就遭遇了一场硬仗。霍乱再于上海发生，随后蔓延全国，疫情罕见严重。主持“抗霍”的伍连德要求市长解决30万苏州河沿岸居民的清洁饮水问题。上海市随即紧急铺设6条自来水管道，为疫区提供清洁饮水，并动用水车送水。此时上海人口已逾300万，4296人染病，霍乱防疫事务所给予78万人接种疫苗，包括租界27万外侨。同时实行清洁水源措施。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上海的霍乱死亡率控制在7.4%，为全国最低。以当时卫生条件之陋弊，堪称佳绩，在世界传染病史上也属空前。正是上海初建的卫生体系，使这座远东最大的国际城市躲过了厄运。

　　来沪考察的日本高级医官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海港检疫工作深为赞美，以后对上海防疫事宜不足顾虑。”1933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组长拉希曼博士认为：“中国方面之检疫工作，锐意改进，在过去三年中成绩斐然可观。”同年东南亚同行专门来沪参观学习。

　　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市卫生行政机构最主要的防疫目标就是“抗霍”，没有之二。由于夏季属于霍乱的高发季节，人们谈“霍”色变。一旦持续高温，就很有可能出现“霍情”。1934年6月中旬以后，上海天气酷热，在卫生局主持下，南市分诊所、市立时疫医院等同时为一万三千余市民及十余所中小学防疫注射疫苗。这一年预防到位，安然度过。防疫宣传和信息发布也及时跟进。由卫生局、警察局、红十字会、海港检疫所、医师公会、药业公会、医院联合会及民政机构组成的联合防控行动成员，向市民普及公共卫生防疫及传染病知识，公开演讲、讲座等多管齐下。

　　上海医学研究所以“时疫之来，每在顷刻，生命甚为危险……提前讲授”，将所里医生分派各段，并在报纸上公布，让市民知晓和监督。不仅在市区，乡镇也是开展公共防疫宣传的重点。茶馆作为民众的聚集场所，如果不达卫生要求，极易成为危害严重的疫病传播途径。比如1934年，高桥卫生事务所医生专门召集区域内茶馆经营者讲解演示洗面手巾传染沙眼、梅毒等疾病，未煮熟的水传染霍乱、伤寒等疾病和改良方法。对茶馆的卫生环境、痰盂购置、墙面粉刷、传染病预防图片张贴等一一予以明确。

　　【历史镜像：疫情考验医疗体系，更考验全社会】

　　1942年，法租界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发生6起霍乱，2人死亡。该地段被封锁，严禁地段内居民随意往来，涉及居民2千5万余户。出手迅疾刚猛，似乎不近人道，但相对更大多数的健康与生命，并未失当。防疫专家说，隔离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流行疫病防控手段。至今亦然。1942年8月，为了防止蔓延，对通行于上海市区中心的公交线路进行防疫管制，面对面孔铁板的检验员，乘客必须出示防疫证才能上车，就像当下的测温一样，人人过关，人人配合，不容通融。这种措施后来在上海部分地区形成了长效化和制度化，即使没遇疫病流行，照管不误。

　　1946年5月中旬，霍乱再次对上海掀起攻击波，短短三周余就发现202起，死亡23人，单日最高达29起。全市医院、卫生所共收治确认霍乱患者435人，其中36人不治身亡。6月15日的《申报》以“霍乱天天增，再创新纪录”的标题报道说，上海9家时疫医院全部宣布“客满”，大门口高悬“本院病房已满，已无空余病床”的牌子。

　　当时的记者走进一家医院大门，就见到一个刚送来的睡在躺椅上的病人家属围在四周替他揉搓正在抽搐的四肢，一面苦苦哀求医院当局。但医院负责人的回答是，“住院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替他注射救命针，打完后请你们扛回家，假使不好的话，再扛得来重打。”这不是医院的残忍，实在是爱莫能助。该院的走廊、天井都成了临时病房，再也没有空余收纳病人。每天早晨出院约四五十人，不到二个钟头又被填满……医生平均每天工作八小时，看护十二小时，汗流浃背。面对凶猛的疫情，当时新上任的卫生局长在就职讲话中强调，当前最大任务为联合社会力量，专致力于医疗防疫。举办防疫奖金，以资鼓励。他还表示“我决不相信虎疫（指霍乱）是不能扑灭的”，以此提振人心。

　　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卫生防疫工作掀开新一页。从是年6月11日起，全市开展以预防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为中心的夏令防疫运动，共接种375万人次。1950年5月10日起，上海又开展夏令防疫运动，接种328万人次。1949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海都未发生一起霍乱病例。

　　1962年埃尔托(ELTOR)生物型霍乱（俗称副霍乱）传入上海，当年和1963年沿海郊县发病率各为11.7/10万、25.9/10万，1964年得到控制。1974～1976年局部地区有流行。1979年、1981年发病率分别为25.7/10万、41.8/10万。1981年再度控制，1990年发病率降至0.2/10万。与此同时，上海从1963年起，对水源及传染源(渔、船民为主)开展监测。1980年，建立26个(约占全市区人口7.6％)埃尔托弧菌霍乱综合监测点。1981年，建立21个公社卫生院和街道医院病源监测点，919个水源监测点。1982年，将副霍乱监测列入基层卫生防疫站的常规流行病学工作。

　　疫情爆发，就是考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医疗救护体系，需要的是医者仁心、政府共心、社会同心。最“硬核”的是防疫医学人才在国家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全社会对重大疫病的认识。我们在面对每一次疫情时，除了积极精准应对，必须延续有效的制度并立法确认，这才是防疫的正确姿势。切不可疫情刚过，就是重蹈覆辙的开始。

　　（本文参考《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彭善民著、《“千岁丸”上海行》冯天瑜著、《上海卫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