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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七梦・实录|工人:回望与重逢(下)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浏览次 2020-02-06 00:00:00

  2019年11月9日,在上海杨浦滨江杨树浦路1500号绿之丘的“杨浦七梦”展厅,“工人”单元开展了一次老工人茶话会。

  在这次茶话会上,工人出身的作家管新生、老纺织工人吴翔、厂办学校老教师赵明玉,以及厂里的老人事宋幼敏,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城市的感受。在场聆听的,还有同济大学两个党支部――研究生第九、第十支部的同学们。年轻人把这次座谈会,以及参观杨浦滨江的城市更新,当作自己的主题党日活动,希望真正了解过去的故事,见证并践行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以下是茶话会部分实录。

2019年11月9日,工人茶话会现场,老工人和同济大学两个党支部的同学们谈天。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宋幼敏:我也是1975年分配的。工作要根据兄弟姐妹的去向来落实。

  我当时去了上海农场。去上海农场是1975年3月20号,回来是1988年7月10号。

  其实我1979年就可以回来,那一年有个顶替政策,你爸妈如果退休,你就可以顶替他们。这形成了一次“拼爹行为”。

  在此之前,都是只要工作表现好,就能从农场回来,进上海的工厂。当时,我弟弟也在农场,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先回来。如果我先回来,我弟干我当时干的工作,他可能就回不来。我让我弟弟先回,我留在农场。

  到1979年,我在农场待了四年左右。我想,再熬两年就可以熬出头回上海了。我哥三年左右就从农场回来了。当时去的时候,政府说只要工作努力,经过几年劳动,就可以回来,还能抽到上海的公房。

  没想到,直到1988年,用了九年,我才回来。

  1984年,单位决定送我读书。单位和我约定的是,送我读两年书,然后为企业服务三年,之后我想怎样,单位都不管我。但在为企业服务的三年里,必须按合同约定做。当时交的培训费是六百块一年,单位说要付一千二百块。我想,读书总比不读书好,于是就去了。但我也没看到收据。我说,我是付了钱回的上海。

  1985年,我去读书,读的同济二校。同济二校是原来的铁道大学。同济是几个学校合并而成。合并铁道大学之前,同济铁路交通这块相对弱。还有个同济三校――原先的城市建设管理学院,后来同济也把它并进去了。

杨树浦电厂是杨浦滨江的标志性建筑。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1988年,我放弃干部身份,转为工人,回了上海。

  回来以后,进了我爸的单位,上海船厂。那时我爸还没退休。我7月10号回来,12号去报到。当时心想,好不容易回来,进了大厂,要努力工作。但报到当天,我爸让我上午别去,下午再去。下午去的时候,人事科接待我的人,问了我两句话:你叫什么名字,你爸是谁?我回答了他,他让我回去休息三天再来上班。当时,16号之前开始上班的,算一个月工资;16号以后去报到的,算半个月工资。

  我爸问我,想干什么工作。我是铁道大学学机械的,就说想学修汽车,做汽车修理工有出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工种都有八级,为了走得更远,就先给自己定个目标。结果15号我去报到,厂里把工作安排好了,在技术科做人事管理工作。这一辈子就这样干下来了。

  我们厂没有像其他厂那样,一直到经营不下去就关了。而是前后经历了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我们厂出了女同志50岁退休的政策。国家规定55岁退休,但我们厂是50岁。当时50岁的女同志全退休了,不管干部还是管理人员。

  第二次变革,2003年,我们厂要从浦东搬到浦西,就是现在杨树浦路468号。这一次牵涉的人就很多了。有一批人要从浦东到崇明工作,很多人不愿去,好不容易到上海来了,工作了那么久,突然让去崇明,而且以后不能调回上海工作,只能每星期回一次上海。很多人不愿意。接着引发了工人大跳槽。

  当时厂里出了个恶劣政策:如果夫妻两人都是本厂的,男同志要跳槽,女同志也必须走。现在哪个厂敢这样做,工人肯定会炸掉的。当时出来这个政策,是因为厂里一批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不想接受搬到崇明。因为,社会上也有工厂在招人。搬到崇明那边,厂里给你一年三万,每个月三千。但上海其他厂一个月给你两万。这种情况下,做同样的工作,你肯定不愿去崇明。就这样,厂里走了一批人。

  我做人事的,我知道《劳动法》。厂里的规定其实是违法的。这批人走了之后,厂里吃官司了。总厂规定,哪个部门打官司,哪个部门自己去应诉。当时我们部门有人走,要打官司,是我去应诉的。我也知道,厂里要输官司,但不去不行。现在觉得,干人事太亏了,遇到这种情况,得罪人的工作,是我们人事在做,而不是领导。

  后来,厂里输了官司,一次性赔偿工人二十万,分给工人的房子也没有收回。赔了很多钱。

  有因必有果,第三次变革就牵涉到我自己。

2019年11月底,一行城市研究者参观杨浦滨江。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2003年,管理部门和车间搬去浦西。到2013年,又说厂里全部人都要去浦西。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还跟人说,我又要去住集体宿舍了。四五十岁,都是有家庭的人,四个人住一间集体宿舍,真的很可怕。后来厂里还是出了政策:不愿去的人给内退。内退按在岗时收入的80%来定,按全市最低标准交五金。当时我们整个部门一起走了。领导说,最后一次了,你就当帮自己,能解决几个就解决几个。

  现在很多人突然说,杨浦滨江是“还江以人”。我觉得很气人,这怎么叫“还江以人”呢?我们厂这么好,为了另一批人民,把我们厂从浦东赶到浦西,再赶到崇明。今年连崇明也没有了。原先厂里有一万人,现在只有二百四十人了。

  2018年,政府说崇明要搞国际生态岛。我们厂不能继续生产,还要把土地交出来。最后,我们厂去了长兴岛。

  现在回头看,我们集团公司还是很有发展眼光的。长兴岛八个船坞,一次性给江南厂四个坞。世博会动迁,江南厂也要搬。还有四个坞,给了我们集团公司一个。另外三个给沪东船厂。沪东船厂计划2021年搬完,这么大一个厂,还有军工产品,居然也要从这里搬走。

在浦东轮渡码头可遥望杨浦。江面曾经是生产空间。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这就是我经历的我们上海船厂的三次变革。现在年轻人以跳槽为主,不像我们那会儿,一辈子为一个企业服务。我们单位的很多大学生,一步一步走过来,好不容易做到一个不错的位置,收入也挺好,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你没工作了,其实是很可怕的事。

  还有,你们意识到没有?以后的企业,和大多数人是没有关系的。

  我从1993年开始做人事,这是我的体悟。你是在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企业工作。

  很多人不理解我这个说法,为什么和企业一步步走过来,结果不是企业人,而是社会人?因为,你的身份和社会有关,与企业无关。假设你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企业,你和它还有关系吗?现在,我们老人的管理制度也改革了,档案要到住的街道去找,而不是去企业找。即使没有下岗的,以后也得到街道去找自己的档案――变成社会的人,而不是企业的。

  多数时候,企业是和你没有关系的。除非你能在一个企业干一辈子。按照现在社会发展,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肯定有碰到天花板那天,肯定会有人来诱惑你,让你换一条路走。不要做长期呆在一个单位的打算。这是做人事工作的我,给大家的一点忠告。

  我亲戚找工作,托关系进了一个单位。第一次签合同签三年,今年签一年。这意味着什么?企业给你发出通知了。大家记住,凡是以后签合同给你签一年的,要随时做好往后企业不再给你签合同的准备。过去人在企业一做就是一辈子,现在不一样,如果在企业做事,没有成绩,企业不会让你一直做下去。企业要看性价比。

  还在读书的同学,要把书读好。读书是立身之本。现在不把专业的东西学好,就会像我一样,最后没搞成我想搞的技术。

  要记住,以后你们不会一直为一个企业服务,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提前做好人生规划。不要等60岁退休,58岁才培养爱好。那样做不好事情。退休后,你就是遛公园遛马路的人。

在绿之丘游玩合影的老人。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赵明玉:在合同期内,有跳槽想法的,找到新方向之前,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想跳槽。等新工作确定好了,再去跟老板说离职。不要八字还没一撇,就出去说要跳槽。我就是这样教我学生的。

  寻找新方向的时候,一是要找自己喜欢、适应市场发展的方向,二要规划自己的发展前途,不要盲目跳槽,否则一个苦海没跳出来,又进了另一个苦海。

  宋幼敏:我们企业的历史比江南船厂还早,现在有说法是,我们厂建于1862年,从英联船厂算起。但说实话,上海船厂历史比江南船厂早,一般不认可这个说法。1990年代,我们厂搞了一次厂庆,非常厉害,还专门拍了纪录片。现在网上搜一搜,应该看得到。

  赵明玉:我要说上海船厂的几次坏事。

  上海船厂发生了三次大火灾,我经历的是第二个火灾。第一个大火灾烧掉了风雷号。第二个大火灾烧掉了宜兴轮,是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我老公是宜兴轮的船员,宜兴轮的船厂烧了之后,他光着屁股回来的。我还写了关于这件事的文章。

  宋幼敏:我们都有交集。吴老师是国棉十七厂的,我祖母也是国棉十七厂的。

  赵明玉:我妈妈是国棉十二厂的,我婆婆是国棉九厂的,都是杨浦这边的厂。我老公在上海船厂。

  上海船厂的三次大火灾,真的很轰动。为抢救大船,保护船坞不被损坏,拼命往外拖船进行灭火,谁知拖到黄浦江时,火被灭掉了,船却因进了很多水而倾斜了,黄浦江航线受到影响,好几个船拼命拉住宜兴轮,不让它倒下去,最后用黄浦江上最大的浮吊吊着才没有倾覆。等我老公到船上去,唯一找到的东西就是他带出去的字典,因为船体倾斜,字典被泡到水里,没有被烧着。这本字典现在还保存在我家里。

  宋幼敏:宜兴轮烧得不算厉害,风雷号才是真惨。风雷号要出厂了,出厂前一天,全上海很多单位组织人来参观,风雷号是“三千吨的船台造万吨”,然后起火了,烧死了很多人。当时尸体清点好,市里统一发了个文件:所有去的单位,死了人的,单位自己把尸体抱回去。

  赵明玉:我只知道船厂死了13个人。

  宋幼敏:船厂很危险。我们有个很有名的工程师,很努力工作,有一天下班之前到机舱间柴油机那边去,结果一块铁飞出来砸到他,当场去世了。

  赵明玉:我带学生也经历了几件事。

  一个学生下班后在自己的位置上整理东西。这边一个人磨刀,结果刀翘到砂轮里,导致砂轮爆炸。一块砂轮片飞了出来,正好打进旁边的同学后脑勺,救也没得救,马上就去世了。

  还有一个学生,刚刚下车间,我们进车间是穿工装,不准戴围裙,但这个学生戴了围裙。结果机器一开,围裙转到机器里,他用手拉,自己的手被机器拉进去,断成四截。

  到工厂实践的工人,一定要注重安全教育。衣服没穿好,头发没弄好,就不要进车间。不管是去参观也好,调研也好,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处置油污的小船靠在杨浦轮渡附近。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管新生:其实产业工人,按照以前的制度,就是拧在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永远不可能走掉。改革开放后,工人大规模下岗,螺丝钉不走也要走。

  刚才宋先生说,以后可能学生和企业没有关系。我和您有不同看法。前些年,很多纺织厂都迁移或关闭了,但这两年,说上海的制造业要重新发展。我觉得,有制造业,就绝对有企业。可能以后和企业还有关系。只是企业概念可能不一样,现在都是高科技,是先进的企业。

  赵明玉:我有一个学生,技校毕业后去读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拖拉机厂上班。他们厂进口了一台60万美金、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他负责操作,所有设计和编程都是他自己弄,机器上旋转的工作刀头也可以自己拆卸。

  如果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学车工最基础的技术,他应聘不了这个岗位。先前学的知识指导他后面的工作,最开始学的车工技术也派上用场。所以说,现在是知识和技术结合的时代。

  管新生:社会发展肯定还需要工业,可能形态不一样。

  赵明玉:所有的技术语言我都要教给学生。同学们听的一头雾水,教学过程就会变得很困难。我只能苦口婆心一点点教,慢慢给他们讲清楚。知识基础好的同学,立马就能学会,差一点的同学,教半天连图标都看不懂,根本不能到车间搞技术。现在要搞技术,起码要大专以上学历。

  说现在杨浦的工业遗产改建,应该体现当年工人的精神面貌和状态。我觉得,整个滨江在体现工人精神面貌上还做得不够。杨浦滨江渔人码头那边的防洪墙上,只是简单在墙上印了相关历史。防洪墙起到什么作用,在黄浦江边是怎样的状态?现在它们都被打造成休闲场所,那当年是什么样子呢?国棉十七厂有防洪墙,国棉十二厂也有。但光是一个简单的防洪墙,没人看得懂。

  希望阅读滨江的内容可以再多一些,内涵再丰富一些。现在的内容太枯燥,或者说太简单,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杨浦滨江城市更新之后,地面上标注了鱼市场的方位。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我举个例子,杨浦滨江的渔港再现,大家不了解当时渔船卸货的过程,就根本没有渔港再现的理念。可以联系浙江象山石浦那边的渔场,看看它们是什么状态。把原先江浦路鱼市场的照片、故事,以另一种形式,比如投影,呈现出来。还可以在滨江阅读栏上,把这些照片呈现出来,让大家感受这里曾经的故事。

  我拍摄滨江的照片,写与它有关的文字,都是因为对它有感触。防洪墙改建的那一年,我去把原来的拍下来,再来对比现在的防洪墙。

丹东路轮渡附近的防洪墙改建前后。赵明玉图

  沿江那边保留了一个灯塔。那天在黄浦江上,有人问,这个灯塔这么小,它以前是做什么用处的?我说,它是照亮码头作业区的。外滩那边有一个专门照亮来往航船的灯塔。当年,码头上有这么一个灯照亮就足够了。五六十年代都是小灯。我把原始的灯塔照片给他们看,他说原来灯塔这么小。在他们的认知里,觉得灯塔应该是很大的。

  渔人码头那边的灯塔被拆掉了,做成扫二维码、触屏阅读的装置。我扫进去看过,里面内容好简单,没有介绍灯塔的大小,以及当年如何指引码头晚上作业。要是把这些东西都写进去就好了。

城市更新中的杨浦街巷。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