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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 试论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关键修改

文章来源:史学研究  浏览次 2019-12-26 00:00:00

  摘要:《义勇军进行曲》在定稿前至少有三个歌词版本,其中最大的修改且对中华民族自我认同起到族名重要整合作用的是:田汉原作的“中国民族”后改成了“中华民族”。排定三个歌词版本的顺序,厘清夏衍、孙师毅、许幸之对歌词修改的参与情况,可以确信聂耳在其间的自主修改最多。“中华民族”的改定出自聂耳之手当无疑义,这从他稍前参与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两首歌的谱曲中可以得到佐证。田汉原作的《告别南洋》《春回来了》一为“中国民族”,一为“中华民族”,经聂耳谱曲调整,均为“中华民族”。本文钩沉相关历史文本证实此事,进而将影响源的探索上溯至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抗战电影如《十九路军一兵士》。

  作者简介: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文章原刊:《史林》2019年第5期。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精品力作,《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历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近15年的广泛传唱,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的国歌。新政权高瞻远瞩、居安思危,对原歌词只字未改。此后虽经时代风雨,基本未能撼动《义勇军进行曲》长时间作为国歌的事实;一度面世的新歌词不出5年,即因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告作废。《义勇军进行曲》词曲重新合璧,不得不令人叹服前辈创作的精良。不过,回顾历史,有必要指出的是,该曲歌词在创作定稿前至少有过三个版本,歌词的修改凝结着集体创作的智慧,而作曲者聂耳的改词功绩尤大,这集中地体现在该歌“中华民族”一词的改定上。现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研究,多聚焦于《风云儿女》剧本的创作演进,与主题歌歌词交付情形还原及其创作时间区间的论定,对该歌歌词的重大改变未予以关注。鉴于《义勇军进行曲》一字一句深关中国公民对国家民族的体认,关键词改定的背后又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故此有必要作专题论述揭橥。附带言之,《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歌名确定于其正式面世的最后时刻,为方便论述起见,无论当时定名与否,一律以现在通行的歌名称之。

  关于田汉创作《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歌词的具体情形,现在仍有争议,但《义勇军进行曲》为田汉原创,这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田汉原创的歌词究竟是怎样的,这点还需加以适当澄清。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中专论《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他庆幸《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保存了《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的原文,可见这是他自己的创作。对于《电通半月画报》刊载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田汉虽发现“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认为“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但他抄录歌词没能忠实于刊物所载,只是抄了前六行,且字句有增删,再加上三个“前进”(约略等于刊载歌词的最后一行)完毕,认为“原文重复了一段”,除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别的没有什么不同,“而‘冒着炮火’和‘冒着飞机大炮’差不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显然,田汉是以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参照来抄改自己的原创歌词,并依据《电通半月画报》所载认定自己当年创作了两节大同小异的歌词,是完全可以合并的。对于两节歌词,他解释:“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1

  鉴于田汉的抄录并不忠实,这里有必要重录《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刊载的所谓《〈风云儿女〉原著》结尾部分辛白华扬旗所唱军歌。在剧情中,这军歌也是辛白华所作《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2

  细绎上文,不难发现歌词可按前6句和后8句分为两大节。在第6句“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后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8行歌词,词意与前半段相近,词句与现在通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大体一致,仅“我们万众一心”前较定本尚缺一“起来!”,有几个感叹号在定本中改成了句号,在“冒着敌人的炮火”与“前进”之间定本加了逗号。考虑到此刊后半段歌词与定本《义勇军进行曲》如此接近,且较前半段文字水准更高,理应是经集体修改的准定稿,而不是田汉的原作。如是,田汉的原创明晰起来,也就是该刊所载《〈风云儿女〉原著》的前半段歌词。事实上,田汉在1949年全国政协讨论确定国歌时也说得明白:“(我)写完了一段词就被捕了。”3如此判断还可以找到一处内证,即其特有的“敌人的大炮飞机”一词(后半段改成了“敌人的炮火”),与孙师毅改词的相关回忆能够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