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建设者金学曙：一位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

　　冒险义助志士的“白衣天使”

　　1949年5月初，上海解放前夕，在霞飞路虹桥疗养院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夜深人静，只有一点微弱的火光，映出一张年轻又严肃的脸。看真了，那是个一袭白衣的女青年，披着深色外套，尽量压低身体，遮挡着一堆正在燃烧的纸张。夜色中，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不时警惕地环视周围，生怕被人察觉。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虹桥疗养院206号病房，民盟主席张澜正愁眉不展，枯坐沉思，旁边是同样忧心忡忡的罗隆基，他背着手在病房里踱步，十分紧张。就在相邻的205病房，三名制服大汉正在打牌聊天，配枪在灯下泛着乌黝黝的蓝光。

　　原来，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打响了渡江战役，23日就解放了南京。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当天就紧急召见一批军政要员，除了给部下打气，还要屠杀一批革命志士泄恨。他给毛人凤发去密电：“……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释出来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给共产党留下活口……”其中就包括民盟负责人张澜和罗隆基。

　　早在1947年10月就已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的民盟，总部已由沈钧儒等赴港组织恢复，而主席张澜则继续留沪为总部筹款，并策动西南军政首脑起义。这大大触怒了蒋介石。既有蒋介石的密电，1949年5月9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便准备拘捕张、罗，但因张、罗是很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他们原本拟定的直接刺杀计划被迫搁浅，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的阎锦文从中斡旋，拘捕改为就院监守，张、罗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206号病房，由三名警备队员住在205病房，昼夜轮班看守。

　　当时，除了贴身看守的警员，张、罗所住病区也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十多名特务包围。随着解放军不断逼近上海，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预见到，如不及时营救，张、罗在国民党当局撤离上海之前必遭毒手，情势非常紧急。

　　张澜和罗隆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但比自身性命更堪忧虑的，是民盟大批爱国志士的生命安全。他们手握重要文件，一旦被抄，必将令爱国者们在敌人最后的疯狂反扑中被按图索骥，大量屠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张澜急于销毁手里的大批文件资料，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情况不甚熟悉，不知何人可信，虽有丁院长、郑院长等相助，但他们目标太大，容易引起特务军警的注意，便让1947年即已入院治疗的罗隆基去设法。罗隆基想尽办法，终于避开特务们的严密监视，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学曙的小医生，托以重任。

　　在此之前，罗隆基住院期间，金学曙就曾多次帮助过他传递信息，开展工作，因此罗隆基才对她格外信任，找她帮助张澜销毁文件。但今次不同往日，金学曙知道，虹桥疗养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她还知道随着解放军逼近上海，大战在即，国民党正在大肆搜捕、杀害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虽然在各方斡旋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马上对张、罗下手，但自己只是一名医务人员，无人保护，帮助张、罗的行为一旦被发现，特务军警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杀害自己，除了打击报复，还可“杀一儆百”，起到恐吓威慑作用。

　　金学曙没有上过战场，手里只拿过医疗器械，但日寇的炸弹令她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童年经历，给了她非同一般的坚毅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认识。她深知，唯有顺应民心的队伍，才能为人民争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的，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个人的生死存亡又何足惜。虽有性命之忧，但是大义当前，年轻的金学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点头答应了罗隆基的请求。经过一番密斟，她告诉罗隆基自己晚间会来打针送药，借此机会可先转移一小部分文件，让他和张澜提前做好准备。

　　就这样，金学曙一次一次成功应付了特务们凶神恶煞的威胁，不怀好意的盘问，还有擦肩而过的各种危险。她利用自身行医问诊的便利，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机智，成功避开特务军警的耳目，历经多次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迂回过程，终于把张澜和罗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转移，并分批销毁。

　　虹桥疗养院毕竟人多眼杂，1935年邹韬奋邀戈公振来沪，仅七天戈公振就在虹桥疗养院神秘死亡，论及其病因和虹桥疗养院首屈一指的医疗条件，的确匪夷所思。考虑到安全因素，金学曙清醒地意识到，在严峻考验面前，任何大意疏忽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惨痛损失，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托付。因此，无论是平时相好的姐妹，还是一直敬重的院领导，她都不敢透露一点消息，也不敢寻求任何帮助，生怕危急关头，有人变节，导致功亏一篑。

　　因此，这一切，金学曙都要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悄悄完成。于是，便有了开头那看似平静，实则万分凶险的一幕。

　　从罗隆基1947年入住虹桥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和糖尿病，到张澜、罗隆基1949年5月24日晚最终被救脱险，这期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传诵甚广，很久以后，还被搬上了电影《建国大业》的大银幕。但是，金学曙医生的义举却始终鲜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后，张、罗离沪赴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金学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来到北京，但她从未主动联系过张澜和罗隆基。

　　解放后，营救张澜、罗隆基有功的阎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专员。他每次到北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都必设家宴招待，亲自作陪。后阎锦文长驻北京，并受邀担任了宣武区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阎锦文受到迫害。“文革”后，在落实政策中，阎锦文没有其他要求，只向全国政协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将其由退休改为离休。表面上看，这涉及阎锦文是否能享受离休待遇的问题，实际上，究竟是退休还是离休，则是界定他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大事。对此，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自做出批示：“……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此后，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他营救张澜、罗隆基之日起算，由此他获得离休干部身份。

　　后来，了解内情的虹桥疗养院老友来京看望金医生的时候，告诉了她阎锦文的事情，劝她也给自己想想办法，争取一下离休待遇。金医生听后，笑着说，人家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我只做了一点点小事，怎么能向国家要待遇？我就是个大夫，帮助病人，都是应该做的。老友诚挚地说，离休干部在医疗报销等各方面都有更高待遇，而且这不单是为了经济考虑，还是一个党员一辈子的大事，一定要搞清楚的呀。金医生还是那句话：“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事，就不去给国家添麻烦了。”

　　多年后金医生病重，也因为医院床位紧张而无法及时住院治疗。直到金医生2014年去世，她始终未将自己解放前的这段经历向组织反映，也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