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两次跨越与三次转型

　　很高兴有机会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分享我对我们身边这座城市历史的理解，我想重点讲三个问题：一是开埠以来上海起落历史的骨脊和脉络；二是大上海因何而起；三是大上海兴起对现代中国与世界意味着什么。

　　上海的两次跨越与三次转型

　　上海是一座有着自己独特身世和经历的都市，这种身世和经历比虚构更神奇，由此造就的五色斑斓的起落历史，就其骨脊与脉络而言，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次跨越，三次转型。

　　先说两次跨越。

　　一是跨越苏州河。开埠之前的上海县城由城壕和城墙环绕，空间狭小局促；开埠以后，随着城北地带租界区域的兴起，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推进到苏州河南岸，并开始跨越苏州河，一座座横跨苏州河两岸的桥梁由东向西次第兴建。这场起自19世纪中叶的“造桥运动”把苏州河南岸和北岸连成一体，苏州河因此而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河。城市空间向北大幅拓展，上海由此步入“沪北沪东时代”。以此为基础，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迎来“大上海建设计划”。

　　二是跨越黄浦江。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苏州河上的“造桥运动”移到了更宽阔的黄浦江，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奉浦大桥，以及外环隧道、延安东路隧道、人民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打浦路隧道等十多条越江隧道，把黄浦江东西两岸连成一体，黄浦江由此变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又一内河。上海进入举世瞩目的浦东开发开放时代，城市空间再度大幅扩容。当浦东新区开始与浦西并驾齐驱的时候，上海就已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上海了。

　　大都市的兴起总伴随城市空间的扩张运动，上述两次跨越基本底定了大上海的空间格局。第一次跨越促成了苏州河北岸由东向西快速都市化，闸北正是在这一次跨越中由水网交错的僻静乡野近乎魔幻般地变成了“华界工厂之大本营”，近悦远来、百业兴旺的投资乐土，繁荣、繁华不亚于租界，为华界各区之冠。若不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被夷为废墟，闸北紧邻上海城市的心脏地带，绝不至于由“自治模范”沦为“棚户王国”；第二次跨越则促成了浦东在开发开放中快速崛起，向世界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大步迈进，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在两次跨越的过程当中，上海城市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1843年开埠为界，上海由原先区域性港市转型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开埠前的上海已经相当繁盛，但这个繁盛是建立在埠际贸易基础上，主要是靠内河航运发展起来的。开埠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由埠际贸易转向对外贸易。外贸主导跟埠际贸易主导的城市完全不一样。埠际贸易在江南城市中的第一位是苏州，那个时候苏州是江南中心的中心，所有的物流包括上海都是要输入到苏州，然后由苏州再分散出去。当时江南的商路是以苏州为中心建立，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既是省会城市，又在运河线上。当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的时候，苏州的地位当然是很重要的，而上海离运河相对较远，反而是松江离运河更近一些，因此松江是府城，上海是县城。在开埠之前，你看上海沙船业联系整个江南地区，基本上是走南线，从七宝、闵行再到太湖流域。

　　开埠之后，中外贸易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体制下海运就变得非常重要，沿海的货物大量进入上海，再由上海往内地输送，内地货物经由上海中转，然后再发往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发展成为亚洲头号商埠，这是第一次重大转型。就是说埠际贸易时代塑造了苏州，外贸主导的时代则塑造了上海。

　　第二次转型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比较纯粹的商业都市转型为商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此前的上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和整个东亚的枢纽型商埠，但一座城市不可能一直只做贸易，纯粹做贸易不生产的话，这座城市是长不大的，无论是人口容量还是其他方面的功能都有限。上海作为中心口岸在做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内驱力，要就地生产，从消费引向生产领域。但在甲午战争之前这种内驱力因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始终处于被抑制的状态，清政府不允许民间私人资本投资兴业，不能建立工厂、企业。甲午战争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攫取在中国条约口岸投资设厂的权利，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取得了这项权利。虽然外国列强此前就已在条约口岸――主要是上海投资设厂，但并不合法。甲午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此前并不合法的投资设厂合法化了，于是，上海进入“外资兴业的时代”。

　　在这种背景下，民间“商战”的呼声愈演愈烈，清政府开始调整经济政策，逐步由禁止转向开放和奖励民间私人资本创办实业，民间私人资本压抑已久的兴业热情被释放或召唤出来，开始建工厂，大家都开始做实业，做实体经济。上海由此进入“工业时代”。大量通过对外贸易累积起来的资本开始转向生产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首先就有一个选址的问题，这就跟上海整个城市地价联系起来。工业用地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地价相对低廉，二是交通便利。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在当年的上海，只有苏州河和黄浦江沿岸那些毗邻租界的地方。于是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上海就率先在这些地方，即沪东、沪北、沪西、沪南形成了四大都市工业区。

　　第一个工业区就是沪东，即杨树浦路一带，沪东工业区投资主体是外资。第二个工业区是沪北，指当年的闸北西区，这个工业区以民间私人资本为主体，基本上是那些从事丝茶贸易商人获益后，由贸易而生产，开始在闸北地区投资设厂，闸北西区于是成为丝茶加工的重要基地，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据粗略统计，1910年的时候闸北才2.3万人，1926年的时候已增至15万人，增加了将近10倍，抗战之前闸北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华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还有沪西，它的投资主体比较复杂，有日本资本、西洋资本还有中国民间资本。还有一个沪南工业区。这四个工业区兴起以后，大上海的雏形就出来了。我前面讲的跨过苏州河，动力就来自工业化。须知，在这之前，苏州河北岸是非常荒凉的，基本上是人烟寥落的区域，即使是杨树浦那一带稍具人气的引翔镇，那个时候也不过寥寥500户人家。上海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沪东、沪北才一路高歌猛进。上海遂从贸易都市转变而为制造业跟商业并驾齐驱的工商都市。

　　在上海城市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我一直认为上海真正的优势在于国际化和工业化，前者使上海成为中外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知识、思想的聚集与融汇之地，后者则使上海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之地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不仅工业门类最齐全，民族资本家与产业工人最集中，而且是中国工业化的孵化基地。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于1934年底统计：全国有华商注册商标9224件，而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949年初，全国有五万多件产品商标，其中上海有四万多件，占80%。这说明上海在工业化过程中已经累积起巨大的优势。1949年以后，上海在新政权的擘画下迅速变成了纯粹的生产型城市，进而转型成共和国的工业基地。上海于是变成了工业上海。

　　当上海变成了工业上海，伴随大规模工业建设而来的是，工业用地需求的急剧扩大。1950年代初，上海全市包括郊区在内的面积仅为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占82.4平方公里。这样狭小的市域空间显然已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配合上海城市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以及随这种功能转型而来的大规模工业建设，解决工业职能扩大与地域限制之间的矛盾，国务院批准将原属江苏省松江行政专署管辖的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上海辖区面积一下子扩大了10倍，总面积达到近6185平方公里，这是上海有史以来在地理空间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扩展。1961年3月，浙江省舟山县嵊泗人民公社所辖行政区域也一度划归上海市管辖。辖区的扩大，为上海工业发展与产业布局提供了有力的空间支撑。上海随即启动卫星城建设计划，第一批重点建设闵行、吴泾、安亭、嘉定、松江等五个卫星城。1970年代以后，上海又新建了两个以大型企业为依托的卫星城：一个是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今改为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上海金山实业公司，简称“金山石化”）为依托的金山卫星城；另一个是以蕴藻浜工业区和宝山钢铁总厂（今已改制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简称“宝钢”）为依托的吴淞卫星城。

　　工业上海，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可惜现在研究得非常不够。现在上海已建了很多博物馆，其实最应该建的是上海工业博物馆。这座城市跟工业的关系太紧密了。上海的辉煌，上海的艰难，上海的欢乐，上海的忧伤，跟工业的起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我讲的第二次转型，从贸易都市转型为工商都市，到1949年之后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

　　但是，上海地下没有矿藏，地上少特产，是资源非常有限的城市，本不适合建工业型生产城市，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几乎全部要从外面进来。改革开放之前，原材料靠全国调配，靠中央的命令调拨，当时口号叫“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两样了。原材料逐步市场化，维持上海庞大的工业体系所需的原材料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上海在工业领域原先累积的优势变成劣势，大量的工厂没有原材料不得不停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经济结构不做调整的话肯定不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个流行说法，叫“新北京、破天津，旧上海”，用“旧”来形容那时的上海，很形象。其实，那时的上海不仅“旧”，而且拥挤不堪，昔日的国际大都市风光不再。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房、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91.8万户，占全市总户数60％左右。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姚锡棠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对上海的产业结构状况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上海如果继续沿着工业上海这条路走下去是死路一条，绝对走不通。“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开始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由严峻现实催生的忧思和反思，终于在1980年代中期汇成了关于上海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上海的重新定位，也就是把功能单一的上海改造成多功能中心城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苏州河的污染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上的苏州河曾经是一条清澈、灵动、妩媚,以盛产松江鲈鱼著称的河流。从上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苏州河两岸从沪东到沪西逐步变成了一条绵延的工业长廊，一座座厂房和烟囱临水而立。在工业化的铺展之势面前，苏州河日甚一日地被两岸的社会经济构造所笼罩，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然本色。茅盾在《子夜》的开篇中写道：“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以“金绿色”描写苏州河水，足见那时苏州河的污染已十分严重。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州河因为多年来两岸的工业排污和居民生活排污,终年黑臭不堪,鱼虾绝迹,已变成一条“黑如墨、臭如粪”，不再孕育任何生命的“死河”。虽然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开始对苏州河进行大规模治理，水质已明显改善，但即使是这样，现在苏州河水质仍没法跟工业化之前时代的原始状态相比了。

　　上海第三次重大转型由此拉开序幕。怎么转？就是从生产型城市转型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恢复上海原有的多功能的中心地位。当然这个转型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远没有完成。上海的城市定位一直在变，但转变生产型城市为多功能中心城市的方向没有变。最新的定位是上海要建成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