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的红色印迹

　　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原为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内有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楼房8幢，建于1912至1936年间，坐北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住宅。长期以来悬挂在这栋旧宅门前的唯一纪念性牌子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经过一年多“修旧如旧”的较大修缮之后，如今已面目一新，即将重新对外开放，也将挂起新的牌子。满怀期待的人们在关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这栋见证党的诞生的百年老宅，究竟应该挂出哪些牌子才与其历史文化内涵相匹配呢？

　　这栋石库门房子原为辛亥时期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柏文蔚的上海寓所，也称“柏公馆”。后因柏另有重任离沪（一说柏已在沪另购新居），故将此宅移交1920年2月自京返沪不久的同乡老友陈独秀居住。陈独秀一向孤傲，素不愿吃嗟来之食，曾多次婉拒柏的美意。然而，一来老友盛情难却，二来早已厌倦颠沛流离的窘迫生活，陈最终还是接受盛情乔迁入住。随后，陈在北京的家人南来入住，《新青年》编辑部也由北大迁入。于是，这栋原本平常不过的私人宅邸，顿时生气勃勃，愈发热闹起来。

　　全面准确显示这栋私宅的历史文化尤其红色文化内涵和底蕴，应该在原有《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之前，增加三块新的牌子：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诞生地、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个驻地和陈独秀上海故居。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诞生地

　　1920年4月，联共（布）“红色使者”维经斯基使团一行5人奉派来华，经北京抵达上海。维经斯基使团先住永安百货楼上的大东旅社，在与陈独秀接上关系后便搬离大东，迁往霞飞路716号（今淮海中路716号）下榻。在维经斯基的帮助和推动下，陈独秀先是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此为基干加快了建党步伐。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广东人袁振英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如俞秀松、施存统、李达等都有类似内容的日记和回忆。

　　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称铭德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具体日期无法查考，但在6月20日之前可以确定，新发现的《俞秀松日记》残篇证实，参加5人会议之一的施存统与6月19日晚登船赴日，与施存统所说的6月20日启程赴日本之说一致。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共产党，这次会议明确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会议起草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内容，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将组织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的产生。但这次会议实际上应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筹备会议。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此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上海史》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著作。他们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中共党史作出了科学客观评价，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著作，对于引领中共党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党史学界认为，新中国7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编写中共党史基本著作。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诞生于老渔阳里2号，随后这里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办公地，此外没有别的办公场所。陈独秀等人常于此处召开会议，商谈党务工作与工人运动等事宜。老渔阳里2号鸿雁来往不息，进步志士纷至沓来，犹如大本营似的推动着华夏各处共产党发起组的积极建立。

　　随后，名闻天下的《新青年》由陈独秀改造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也在此相继创刊、出版、发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1920年底，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新青年》遂交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共产党》由李达负责编辑，李汉俊、李达先后代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书记一职。大家留守老渔阳里2号开展党的工作。

　　总之，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开创了党的历史上十个“第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校对、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创办了第一份“旗帜鲜明”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发布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组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举办了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成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领导了第一次罢工上海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等等。这些“第一”，彰显了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诞生地的重要地位。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诞生地，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老渔阳里2号才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起点和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因而最为重要。

　　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个驻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公馆召开。陈独秀虽未参会，但他委托广东代表陈公博带到会上的“培植党员”、“民权主义之指导”、“纪律”和“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等四点重要意见却为大会讨论后采纳，并被写入党纲。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1921年9月初陈独秀即从广州返沪，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此时距离党的“一大”闭幕尚不满一个月，中央局的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均未开辟单独的中共中央机关驻地。陈独秀返沪，回到老渔阳里2号的寓所之时，中共中央机关也就随之设在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陈独秀与张国焘、李达也一直聚首此处研究和处理党务。直到1922年10月中共中央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中共中央机关一直驻扎在此，此外别无其他驻地，历时约1年零2个月。

　　其实，不仅中共中央机关驻留此处，党的其他组织也大多设在此处。在中央局领导下，1921年底，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也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陈望道、沈雁冰、杨明斋、邵力子、张国焘等中共上海地委成员也把这作为办公机关，一周两次在此召开会议。作为中央局书记和寓所主人的“老头子”陈独秀更是片刻不得空闲，党的工作和家庭事务同做，党内同志和家庭成员难分。1921年10月陈独秀与党内同志数人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时其夫人高君曼也同时被捕，关押20余日后经马林营救获释。

　　中共中央驻留老渔阳里2号期间，党的“二大”的筹备工作已被提上日程。作为当时党的当家人，陈独秀在此忙碌不已，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积极筹备这一重要会议。党的“二大”具有重要政治地位，有人归纳其重要性为八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构建民主共和国的蓝图，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党对中国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的要求，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这八个“第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政党历史的“第一”，在中国政党史上具有无比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成长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章》，使党真正成为具有政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终完成。

　　此外，在老渔阳里2号的日子里，除了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外，陈独秀依然笔耕不辍，因而还常能在《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上拜读其大作，主要内容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为主。熟料未过多久，老渔阳里2号内的种种活动，“惹得”法界巡捕房不得安宁，因而再次采取了捕人手段。

　　还是在老渔阳里2号的日子里，1922年8月，陈独秀再次遭到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中央机关再度遭到破坏。经营救虽很快获释，但出于安全考虑，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不得不另租房屋，将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从其寓所移至他处，保护起来，效果显著。此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虽然依旧长驻上海但却未曾再次遭到逮捕和破坏。

　　1922年10月，陈独秀奉命率团经北京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机关也随陈独秀暂迁北京，至此，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的特殊政治使命宣告结束。次年2月陈独秀返回国内，中央机关随之由北京迁回上海，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的酝酿过程中又奉命迁到广州，在党的三大后再次迁回上海并长期驻留，直到1933年1月最终离开上海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

　　这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驻地，也是老渔阳里2号诸多牌子中最亮丽也是最耀眼的品牌，虽然历时仅有1年零2个月。

　　陈独秀上海故居

　　据考证，陈独秀从1920年4月正式移居老渔阳里2号，至1922年10月奉命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陈独秀本人曾四度离开或被迫离开。一是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应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炯明之邀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二是1921年10月4日至26日被法租界巡捕房首次逮捕并关押；三是1922年8月9日至18日被巡捕房第二次逮捕；四是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曾秘密前往浙江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西湖特别会议。

　　其实，除柏文蔚和陈独秀外，1920年前后居住在环龙路新老渔阳里及其附近的，还有很多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7号原址地）时为孙中山居所，也是中华革命党人的重要集会地点。环龙路80号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在，1917年5月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这里成立。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戴季陶住所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星期评论》杂志社等，都在附近。

　　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相对集中的居住状况，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坐镇老渔阳里2号寓所，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星期评论》社的沈玄庐、戴季陶、李汉俊、陈望道，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以及自京来沪寓居星期评论社的俞秀松、施存统，还有也是从北京赶来的毛泽东、张国焘等人，他们经常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并成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

　　此外，陈独秀上海寓所还曾是两大著名革命杂志的编辑部。陈独秀把这里作为《新青年》和《共产党》的编辑部，安排陈望道、李达住进自己家中担负编辑工作。一楼的客堂间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室，楼上亭子间就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的近，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候，我们时常在环龙路渔阳里开会，陈独秀住在这里，我后来也搬到这里来住。”

　　这里还曾是全国进步青年投身革命的起点。一批视民族危亡为己任、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热血青年们受到陈独秀的热情接纳，时常在这里往来进出，李汉俊、李达、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王会悟等，都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1920年5月，青年毛泽东也曾风尘仆仆地来到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晤谈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问题。回首这段往事，让毛泽东在十多年后仍有所感怀。

　　这里还是陈独秀接待联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的主要场所。为便于工作，维经斯基一行从起初入住永安百货楼上的大东旅社，与陈独秀接上关系后，便迁往霞飞路716号，距离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步行只要10多分钟，往返极为方便。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交流时局、指点江山，商讨建党方略，推动建党伟业。就在这间陈独秀寓所里，演绎出一栋私宅与一桩伟业的传奇故事。

　　总之，挂起陈独秀上海故居的牌子，也是与陈独秀在安庆、北京以及在重庆江津等地的故居相对应，串联起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的历史足迹。

　　正如总书记总书记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老渔阳里2号这座石库门房子，与1921年7月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以及1922年7月的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等石库门建筑，都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出发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机关驻地、陈独秀上海故居，这是南昌路100弄2号门前最应该挂出的三块牌子，因为最能体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内涵和底蕴。其他如《新青年》编辑部、《共产党》编辑部等牌子，其实都是随着陈独秀的入住而迁入或创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