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 赵丽宏：周公馆的故事

　　思南路73号。在浓荫夹道的思南路上，这是一幢并不太惹人注目的楼房。当年的法租界，这样的小楼到处都能看到。黑色的竹子篱笆，围着两亩地的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棵高大的雪松，还有几棵枝叶葳蕤的女贞。小楼前是一片草坪。临街的大门口，有一块不大的牌子：周公馆。在这里，凝聚着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段雨雾弥漫的岁月中，这幢小楼曾经像一座航标灯，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给渴望光明的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

　　十多年前，我的家就在和思南路相交的香山路上，每天，送儿子去幼儿园，都要经过周公馆。儿子曾经问我：为什么这里叫周公馆？我回答他：因为周恩来曾经在这里住过。儿子又问我：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人到这里来？我告诉他：因为人们想了解历史，想了解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曾经在这里做了一些什么。儿子知道周恩来的名字，思南路幼儿园的老师给他们讲过“周爷爷”的故事。儿子好几次站在门口，想看看这个花园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房子是一样的，花园也差不多。成了纪念馆，小楼比旁边的房子粉刷得鲜亮一些，花园也比邻家院子修缮得更清秀整洁。有一天，我带着儿子走进了周公馆，在陈列室里，面对着那一幅幅黑白的老照片，早已远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一一凸显在我们的面前，鲜明而生动，模糊的昔时景象一下子被拽回到眼前，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摸。

　　照片上的周恩来西装革履，年轻英俊，浓眉下那双目光锐利的眼睛此时显得温和平静。他的神态是放松的，嘴角带着微笑，仿佛在和一个熟悉的朋友打招呼。这样的形象，和儿子想象中的“周爷爷”相去甚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与国民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出现在重庆，是中国当时最轰动的新闻。当时中国的报纸上，第一次那么频繁地出现中共领导人的照片。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常地通过新闻媒体了解他们的行踪和言论。

　　在重庆，经过谈判，迫使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并召开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多项决议。然而和平的时光极短，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肆意践踏已经通过的协议，准备向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以实现他们的“一统天下”。

　　眼看内战的火焰即将蔓延，为继续与还都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斗争，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1946年5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梅园新村（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在上海也筹备设立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党内建立直属中共中央南京局的上海工委）。

　　在重庆时，周恩来曾致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要求分别在南京和上海拨发没收的敌伪房屋，作为两地中共办事处，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中共代表团便将租来的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用作办事处，临街的大门口，挂上了“周公馆”的牌子，牌子上，在“周公馆”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英文：“GEN.CHOW EN-LAI，S RESIDENCE”（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幢以前不为人知的小楼，自从成为“周公馆”之后，便成了万众瞩目的地方。国民党反动派视之为眼中钉，而追求进步的人们却把这里看成了光明和希望的象征。一个当时的进步青年曾这样描述到这里时的心情：“从此，思南路上的梧桐树，除了清凉的浓荫之外，又给人们带来了亲切和温馨，带来了无穷的喜欢。人们关怀着抗日战争胜利后祖国的命运，关怀着和与战的前途，自然而然地把发自内心的渴望寄托在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的身上，衷心祝愿他们能取得胜利。”

　　那时，“周公馆”门口既无武装警卫，又无严密的岗哨，倒有国民党特务不断地来回走动，很多人担心，周恩来住在这里，是不是安全。那位进步青年说：“那些日子，人们常常来到这里，静静徘徊在107号小楼两旁，不敢停下，又不愿意离开。停下吧，怕引起正在监视着的国民党特务的怀疑；走开吧，又舍不得匆匆告别心头向往的地方。”很多人走过这里时，总希望门会突然打开，然后看到周恩来从里面走出 来……

　　周恩来曾经被人称为“美男子”，他的仪表雍容大度，举止文雅得体，反应机智敏捷，有人这样形容他的目光，“深邃得能看透对方的灵魂，温和时明澈如水，愤怒时会喷出冷峻的火光”。面对这样正气凛然的谈判者，即便是他的敌人，也会肃然起敬。周恩来到上海后，很多报纸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描绘了这位中共领导人与众不同的风度，甚至他的胖和瘦也成了记者们报道的内容。

　　周恩来拍照片的地方现在还在，那是大门左侧一个小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到思南路上的梧桐树，能看到思南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也能看到马路对面的楼房。马路对面的思南路70号（当年的马斯南路98号）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三层楼面东的窗户正好对着周公馆。周公馆建立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在这里设立秘密监视点，日夜监视周公馆的动态，派特务跟踪出入周公馆的人员。当年，对面三楼的窗户里，时时刻刻闪动着心怀叵测的窥视的眼睛。周恩来站在阳台上拍照时，对面的窗户里说不定就有人在监视。而周恩来坦然面对，丝毫没有紧张和不安。

　　那时，国民党的特务有时公然佩枪站在周公馆门口。一次周恩来在二楼客厅里会见中外记者，因为客厅里人太多，周恩来站在客厅和廊厅之间发表谈话。这样，从大门外面看进来，可以望见周恩来的半边身子。一个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跑上来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几个带枪的特务，提醒他站到客厅中间去，不要让半边身子暴露在外面。周恩来一听，中断了谈话，他非但没有走进去躲避，反而走出来，站到了面对马路的西阳台上，向门外带枪的特务大声呵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那几个特务不敢正视愤怒的周恩来，一声不吭，灰溜溜地走开了。

　　周恩来拍照的西阳台下面，是一个车库，可以停一辆轿车。在这个车库里，现在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虽然不是当年周恩来乘过的那辆车，却是和那辆车型号相同的轿车。这样的轿车，现在街头早已看不到，新的“别克”轿车不知已改朝换代了多少次，车型早已面目全非。人们只能在那些反映旧上海生活的电影里看到这种型号的老轿车。当年，周恩来进出都坐这辆车。关于这辆别克轿车，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周恩来在上海的日子里，国民党特务对周公馆的监视总是比平时更为严密。除了派人盯梢，还准备了一辆轿车，专门跟踪周公馆那辆别克轿车。周恩来怎样对付这样的跟踪呢？1946年10月18日《文汇报》上有一篇报道，题为《周恩来汽车生尾巴》，很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与尾随特务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之汽车，两日来均有另一辆车尾随。前日晚八时，周氏乘自备车外出用饭，车驶出马斯南路107号，即有某号之小汽车紧紧尾随。周车转弯，彼车亦转弯，周车停，彼亦停车，周车兜一圈子回到马斯南路107号，彼车亦停在附近。周氏下车后径往彼车，对车上着咖啡色西装之男子曰：“我就是周恩来，你老盯我是何用意？政府要我谈判，你们却来盯我，究竟是何道理？”该男子未即答复，后始承认是卢家湾警察局职员，并称：“我们小职员，为了吃饭，奉了命令，没办法。”周氏让其去后，电告宣铁吾局长，宣氏不在，再电吴市长，吴氏称“不晓得，查查看”。后来卢家湾警察局致电周公馆，否认派人尾随。昨日下午一时许，周氏驾车外出，又另有某号小汽车赶来跟上。周车转弯，彼车亦转弯。其情形与前日相同，周氏又下车，径询车上人，前日之咖啡色西装客，换为灰西装，否认有盯周之意。后经周之副官指明司机与前日同一人。后闻周曾派员往访吴市长交涉此事云。

　　这样的故事，在当年国共谈判期间，也许只是小事一桩，但却反映出当时紧张的气氛，也体现了周恩来的风格。毫无疑问，周公馆的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周恩来当然是被监视的第一目标。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身份是公开的，国民党监视周公馆，是公开的秘密。

　　在卢家湾警察局的档案里，留存着当时监视周公馆每天的情况汇报。周恩来走下汽车，直接责问跟踪的特务，恐怕出乎跟踪者的意料，似乎有点冒险，但这表现了这位共产党领袖的勇气和胆魄。此举的目的并非为了和尾随的特务论争，而是为了正告特务们的主子，不要欺人太甚。

　　周恩来打电话给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和上海市长吴国桢时，接电话的两位国民党高官大概也会感到惊愕，周恩来向他们抗议时说了些什么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凛然正气，他的不折不挠，是可以想见的。跟踪的特务在周恩来的责问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这样解释：“我们小职员，为了吃饭，奉了命令，没办法。”这大概也是实话。不过，斗争的双方，经过这样的较量，孰大孰小，孰高孰低，孰明孰暗，孰正孰歪，便也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