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全会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这本来是一次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但突破原定议题，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能够突破原定议题，党和国家的历史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转折，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与邓小平的重大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指导和推动，这两次会议就不可能具有伟大转折的意义，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就不可能顺利到来。

　　一、奠定思想基础

　　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业待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遇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

　　客观地讲，粉碎“四人帮”后，要人们立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是不现实的。但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逐渐有所认识，并经常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到这时，历史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难题：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那就会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难题，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两个凡是”的思路，也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不许触及。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基本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路，也就是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将是一条既继承“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又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路。

　　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这种交锋便体现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问题不解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出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也是不现实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最大的突破口是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两大问题上，尽管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一再呼吁，但还是遇到来自“两个凡是”的阻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是，天安门事件并没有得到平反，许多冤假错案也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文艺战线率先开始拨乱反正并取得非凡成绩，但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拨乱反正步履维艰。

　　拨乱反正已经起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确。“两个凡是”成为一种新的思想禁锢，为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严峻的现实表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实质上根源于坚持“两个凡是”指导方针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争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最终见分晓。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是与邓小平的大声疾呼和积极推动分不开的。

　　第一阶段，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还在“两个凡是”刚刚出笼的1977年2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其错误的实质和危害。他在同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与此同时，他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明确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邓小平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批评“两个凡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了。

　　第二阶段，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他在多种场合批评“两个凡是”，并给予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以明确而有力的支持，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

　　邓小平强调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强调实事求是，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即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的呼吁和推动下，人们开始思考：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的认识日益接近问题的核心，提出了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判断真理的标准问题。这种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要求抛开阻碍社会进步的僵化、保守观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一切，实事求是地探索新的道路。这种要求终于通过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迸发出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而涉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它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立即引来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批评和压制。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明了态度。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尖锐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此后，邓小平多次找人谈话，明确表示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继续批评“两个凡是”。7月21日，他在同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时告诫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他在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汇报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后，到东北三省视察。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王恩茂等人汇报后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他再次批评“两个凡是”，阐明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个大问题，指出：“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9月17日，他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曾绍山等人汇报后，再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指出：“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

　　在邓小平坚决而有力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所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理论界积极参加这场讨论，而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委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负责人通过发表谈话、讲话或撰写文章，表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支持，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这场大讨论不仅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到这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已是四面楚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终成燎原之势，然而，这场大讨论还没有完结。

　　第三阶段，邓小平密切关注中央工作会议内外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及时发表讲话，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在会议开始后，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表示肯定这场讨论，并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

　　11月25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群众反映。汇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了谈话。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

　　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很快在会上传开，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与会者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部门负责人认为再也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明态度。他们在发言中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并为自己辩护。11月27日，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多种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上述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立即引起绝大多数与会者的不满。

　　从11月28日开始，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解放思想，普遍地提高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许多与会者指出：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与会者指出：我们要把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统一起来，在肯定毛主席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去处理遗留问题。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只能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有的与会者指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要求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这次会议上再掀波澜，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人们的思想认识尚未统一。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把握方向，在12月13日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深刻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后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思想路线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尽管后来各地还搞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但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正确地解决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正是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线，全会才能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了历史转折。这一切，都是邓小平积极引导、支持和推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