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

解放军战士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绘成图片，挂在背包后面，一边行军一边学习。资料照片

　　这次会议，后来被反复提及――时间是1949年5月10日，地点是丹阳城南的大王庙，在会上做入城纪律报告的，是当时的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在讲话中，陈毅提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有到会者记得，陈毅在讲到“在城市不能‘野’”时，非常激动，连军帽都甩到了台上。

　　往字里行间去读，便会发现：当时关切的问题是再明确也没有的：进上海以后怎么办？

　　入城纪律规定得越来越细

　　进城市以后怎么办？这道考题，是毛泽东布置给全党的。

　　解放军接收接管的大城市，上海并不是第一个。但一些部队进城的经历确实反复，有的还很曲折。与此对应，则是从1948年1月起，到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前，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接收总体方针的指示电数量，达到了至少34份。1948年2月，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做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进城以后怎么办”就成了中央“布置”给前方的必答题。

　　随着解放军的推进，在中央指示电中“纪律”二字的分量越来越重，各部队列出的入城纪律规定也越来越详细。1948年的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1948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以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名义，公布“约法八章”。6天后，北平市军管会发出的《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通告》附件中，规定了“入城纪律十四条”。当时进驻德胜门的警备部队，入夜挤在老百姓家的门道里屋檐下，天寒地冻，却只靠一条棉被一件大衣过夜。经得多见得广的北平市民，为解放军总结了四大优点：“一不吵闹，二不乱跑，三不进民房，四在晚上站岗不吓唬老百姓”。

　　毛泽东连批四个“很好”

　　这道考题，现在轮到三野作答了。

　　从现有资料看，对于进上海之后怎么办，总前委、三野是早有准备的。

　　1948年末到1949年3月，陈毅格外忙碌。指挥淮海战役和计划渡江作战之外，他先后两次来到西柏坡，后一次是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应该就是在这两次往返西柏坡之间的某一天，陈毅找到时任三野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交代他起草入城纪律文件。4月1日，三野以正式命令的形式，下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也正是在回复总前委关于《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项情况的电报上，毛泽东罕见地批了四个“很好”。

　　但回答这道考题，并不只是起草文件下发部队这么简单。因为，渡江之后出了“乱子”。

　　下这个断语的，正是毛泽东――1949年4月27日4时，就35军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泽东告诫总前委：“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4月30日，中央军委又因为南京电报局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一事，致电华东局、总前委询问：此事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浏览渡江之后中央军委给总前委和三野的电报，可以明显感觉到毛泽东此时的怒气。5月4日，中央军委致电要求，将35军在南京违反纪律的报告，在二野三野各军各师转发，“以资警惕”。

　　不难想象，此时的三野，应该也真真切切感觉到了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大难关”。简单来说，那就是：三野面前的任务，不光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必须“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还要交出一份超预期的答卷。

　　入城“要做到比平津更进步”

　　不让人意外，三野上下此时都憋着一股劲。粟裕在三野前委会上表态，进上海“至少要做到比平津更加进步”。

　　70年后，翻检当时的档案记录，会为其中规定之细、培训教育之彻底所震撼。5月11日，华东局颁布《入城纪律十二条》，要求“下发到连”，在华东军区下发的一份文件中，要求一切部队、一切接管机关“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教育。在军事接管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上，则要求部队加强城市生活常识教育，教会战士如何开电灯，如何上灯泡，如何拉抽水马桶。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三野某支部队行军间隙留下的画面，虽然时间久远，但人们却可以看到，《入城守则和纪律》的画片正挂在战士的背包后……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此时解放上海的战火已经燃起。中国，乃至世界，都在静待这支军队如何用行动作答“进入上海以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