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书信中的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是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其科学内涵包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12周年的日子。我们通过回顾这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与他人的书信往来，可以从那些工整规范、极少涂改的字里行间，了解他“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家国情怀，感受他严谨、谦逊、热忱、睿智的人格魅力以及蕴含的博见与胸怀的科学家精神。

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从1950年6月16日提出回国到1955年9月17日正式启程，在长达5年的“软禁”调查中，钱学森与美国当局斗智斗勇，展现出“忠于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致信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表达了“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的迫切心情，从而掀开他随后半个多世纪投身祖国建设的“序幕”。

郭永怀是钱学森好友，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为发展中国核弹与导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与郭永怀的通信中，钱学森为祖国科学事业快速发展求贤若渴的心情溢于言表。在得知郭永怀“归期在即”的消息后，钱学森于1956年2月2日去信说“听了令人开心”，并催促“快来、快来”，叮嘱“多带书”“多带几个人来”；在同年9月11日致郭永怀的欢迎信中，钱学森告诉郭永怀，自己在中国“每一天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的心情，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1966年10月27日，聂荣臻（前排中）和钱学森（前排右）在两弹结合发射现场

聂荣臻元帅十分信任钱学森，在核弹研制、调试和发射过程中，他定下“技术上的事由钱学森决定”的规矩。1989年，年近八旬的钱学森仍然心系国防事业，在12月25日祝贺聂荣臻元帅90大寿的书信中，表示“还要想想国家大事”，并提出国防科学技术和工业要“引入新的信息技术、计算机辅助管理技术和人机相结合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建议，预言这将是“21世纪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第三步时必须采用的”的措施和步骤。

勇攀高峰 敢为人先

钱学森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勇立科学“潮头”的战略科学家，他在三四十年前的很多建议成为了今天的实践。

在1984年12月13日致上海工业大学老师的书信中，他提出要“走人工智能去搞思维科学的路”，认为“智能系统的建立及运用就如人开始有了语言文字”，指出智能机是“尖端技术影响国家的大事”，要“人机相结合”，“逐步让机器多做一点”。

钱学森致信汪成为探讨“灵境技术”

另外，钱学森在多封书信中与科学家们探讨“超弦理论”，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他创造性提出“渺观”概念，认为“渺观”决定性运动的混沌是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的根源，“超弦”解决了“多少年来粒子反映可以产出它本来不包含的东西”之谜，认为“超弦理论家胆子还不够大”，希望新一代理论物理家“要有更高的胸怀”。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在与戴汝为、汪成为等科学家的多封书信中探讨的“灵境技术”，就与当下提出的“元宇宙”概念相耦合。现在看来，“超弦理论”、人工智能和“灵境技术”成为当下构建元宇宙的基础。

钱学森致信戴汝为、汪成为等科学家探讨“灵境技术”

钱学森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交叉科学，即构建系统学、控制论、复杂巨系统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倾注心血、卓有建树，对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有很多创见。谈到科技与文艺相结合的问题，他在1994年7月26日给钱学敏的书信中指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专业的高校课程中，“不见文艺课的踪影”以及在艺术院校“没有科学技术课”的现象，“要改”。

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

钱学森博览报纸和学术期刊，他常年养成“剪报”的良好习惯。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他时常旁征博引、精准推荐学术前沿以及有争论、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文章、观点。

他的书信绝大多数是与同行和跨界学者探讨学术问题的，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学术探讨中，他善于抓住科学问题的本质、要害，运用跨学科思维，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并以科学家的勇气表达有理有据、“不敢苟同”的不同观点，而非无休止、无谓的争论和“评头论足”。

钱学森要求年轻人“严谨治学”。在多封书信中，他郑重告诫“后学”，尽量不要“这也看看，那也谈谈”，做学问切忌“浅”“泛”，力戒“不学无术，游谈无根”，不要“坐而论道，空对空”，认为“文章千古事”，不要急于求成，吃“夹生饭”，要“博览群书”，认为“研究学问是为了解决有实际或现实意义的问题，而不是玩弄笔墨”等等。

伏案工作的钱学森

他不仅严格要求他人，而且严于律己、作出表率。在1964年3月29日致郝天护的书信中，钱学森感谢郝天护指出他在土动力学基本方程上的一个错误，说“科学文章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他在1989年9月24日致钱学敏的书信中检视自己，指出“在工作中我常常犯错误，如前次信中把‘审时度势’的‘审’写成‘省’了”。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钱学森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不断发展学术、开辟研究新领域的严谨科学精神。

淡泊名利 甘为人梯

钱学森晚年给自己定下“七不”规范，即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出国访问。

很多单位盛情邀请钱学森讲学、作报告，在给这些单位的回信中，他均婉言谢绝，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但唯独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党校，1977年至1989年间，钱学森曾9次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学员作关于科技前沿、产业革命的专题报告。

对待荣誉，钱学森是这样做的。在1980年7月给国防科委的信中，提出不做党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愿望；在1984年9月给中国科协的信中，表达“想集中不多的精力搞点学术研究”，提出不当“科协三大”代表，主动“让位”年轻人。至于个人传记，他谢绝了各方面的好意。他在书信中多次表达，“我不赞成现在就写我的传；至于我死了之后，写不写，那是由人民决定的事”。

钱学森写信拒“导弹之父”称谓，不赞成为自己写传

作为科学家，钱学森惜才护才育才。他与“素昧平生”的淮南师范学院杨春鼎老师长达16年的书信交往传为一段“佳话”。他对“后学”所寄文稿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并力荐到相关编辑部；给年轻人介绍“同道”，勉励他们“组成小组，共同讨论学习”，“拿定主意，一心干下去，不出几年必定出效果”；给有为青年牵线搭桥、推荐读研究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