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新旧”中华艺术大学考

陈望道与中华艺术大学的关系，在此前的党史、国史文献及研究中并不十分清晰，学者们大多沿用邓明以著《陈望道传》：“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于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陈望道又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于1929年至1930年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一职”的说法。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党员志愿服务队师生回信，勉励师生继续讲好“老校长陈望道追寻真理的故事”。为此，有必要结合史料对有关史实加以厘清，为进一步研究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历程和精神品格、讲好这位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故事提供坚实基础。

陈望道与上海艺大结缘

中华艺术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6月创办的上海艺术师范专科学校；1923年，该校更名“上海艺术师范大学”；1925年，该校与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合并，成为上海艺术大学。

新的上海艺术大学以周勤豪为校长，设绘画、音乐、艺术教育等系，西洋画教师有丰子恺、陈抱一、丁衍镛、关良等人。周勤豪是刘海粟的姐夫，也是关良的同学。据关良回忆，上海艺术大学初张时，周勤豪通过他邀请业己“左转”的创造社才子郭沫若来担任文学部主任，郭沫若遂将陈望道、冯乃超、郑伯奇等几位学者引入学校教书，使得陈望道先是与上海艺大结缘。1925年7月19日《申报》一则报道《（上海）艺术大学欢迎新校长吴稚晖》就记录：“陈望道代表全体教职员陈述欢迎新校长之热忱”。是年，“五卅”运动爆发，周勤豪与原上海艺术师范大学的主办人吴梦非矛盾激化，周勤豪开除“亲吴派”，学校内部斗争激烈，遂有部分学生建议陈望道出来主事、另组新校，这也就是中华艺术大学。

位于多伦路的中华艺术大学旧址。资料照片

中华艺术大学于1925年12月31日正式开课。12月30日《申报》报道说：“上海艺术大学一部分教职员应学生罗通仪之请求，于日前组织中华艺术大学，校址即在80余学生所住之闸北青云路广益里暂用，昨日已经第一次委员会决议定于明日开课云。”同日《新闻报》关于中华艺大成立的公告，则将该校管理体制说得更清楚：“校中实行委员制，不设校长，即以行政委员治校，现在我们委员，已经推定陈望道、陈抱一、丁衍镛、黄鸣祥、王陶倩，职员亦已举出委员会主席陈望道，秘书兼教务主任丁衍镛……”中华艺大前期设有：文学科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绘画科西洋画系，主任陈抱一；艺术教育科，主任丁衍镛；还设有中国画系、音乐系、图画手工系，后增设新闻系、英文学科、图案科等。尽管中华艺大科系多元，但西洋画系无疑成果最为卓著，如近代画家关紫兰先生便是该校西画系1927年毕业生，关先生的毕业证书是年6月10日由陈望道以中华艺术大学主席的名义亲自签发。对这一时期的中华艺术大学，陈抱一评价道：“中华艺大的风气，却被认为是当时一种进展的革新主潮。对于当时的洋画倡导，注入了多大的生气，而无形中也形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为进一步发展校务，中华艺大于1927年9月添聘徐悲鸿为西画兼理论教授。1928年1月起，陈望道围绕筹建书铺、创办杂志与当时正在南洋的汪馥泉频频书信来往，半年后大江书铺正式开业，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名著《母亲》等便是在该书铺印刷发行的，由此夏衍便与陈望道进一步熟识。

“左翼”与“新的中华艺术大学”

既然中华艺术大学1925年底就已成立，且陈望道一开始就担任该校主席，为何邓明以先生在《陈望道传》中持文初观点呢？笔者认为，自1925年底创立到1930年夏被查封，中华艺术大学未停办过，因而中华艺大“成立于1929年”是不准确的，只是作为规模不大的私立高校，受教员流失等的影响，到了1929年办得不那么景气；陈望道领导中华艺术大学的身份始终未变、无论是行政委员会主席还是校长，并非1929年才开始执掌中华艺大。根据1929年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党对文艺文化战线领导权的认识深化，当时由周恩来、潘汉年等领导且在“地下”工作的中央文委为领导文化运动，秘密委派“左翼”、特别是党的文艺骨干夏衍等一批党员干部入职中华艺术大学，使得中华艺术大学的校务渐渐由一批“左翼”教职工接管，再加上陈望道同志一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的大力支持和保护，遂使得这所学校实际上被中国共产党“接办”；同时1929年2月18日《申报》刊发《中华艺大迁移》消息，由于原有校舍（1927年3月18日学校曾在《申报》刊发过一次迁址公告：3月10日搬至“江湾路花园街新建高大洋房开学”）不敷扩充，校址再次迁到北四川路的窦乐安路。彼时陈望道经营大江书铺的所在，就是“左联”鲁迅、冯雪峰、柔石等曾居住过的景云里，离开中华艺术大学仅数十米，后者很自然成为这批“左翼”革命者活动的场所……这一系列外部和内在的变化让中华艺大仿佛赢得了“新生”，故而出现了本文需要考辨的论题。周维强先生在他所著的《太白之风——陈望道传》中虽然也沿用陈望道后来“被中共组织看重，请来做校长”的说法，但将该校表述为“新的中华艺术大学”，突出中共有意识地派人介入校务后的新旧变化，是经得起推敲的。

不参加“左联”的“左联”成员

邓著《陈望道传》专门提及：1930年2月至3月间，鲁迅曾三次应陈望道的邀请，前往中华艺大演讲，强调“左联”的重要领导人、党内优秀作家夏衍是在1929年担任该校的教务长并兼任了中国文学科主任，“负责中华艺大的日常行政事务工作。西洋画科主任为许幸之”。1929年9月10日《申报》一则关于中华艺术大学开学的报道中，陈望道的名字也与“左联”几位发起人并列出现了。《上海美术志》（第四编）记载：郑伯奇、彭康、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李铁声、王学文、钱杏邨（阿英）、沈起予、沈叶沉（沈西苓）、王一榴（王敦庆）、卢炳炎、徐悲鸿、洪野等都在该校任教——这个名单几乎就是后来“左联”的首批成员。

由于左翼力量在学校逐渐占了优势，学生纷纷慕名而来，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的学生，也都赶来中华艺大旁听。在校长陈望道的支持下，中华艺大的政治气氛非常活跃，师生们经常深入到工厂、社会中去发动各种运动，投入各项社会改革。大革命失败后，要在国民党统治区举行三四人以上的集会非常困难，而中华艺大却是当时能够举行半公开活动的极少数的几所学校之一。因此，这儿又一度成为上海大专学校进步师生活动集会的场所，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也为”左联”在此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陈望道虽然是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却没有加入“左联”，邓明以先生认为这原是地下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坚持的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把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冯雪峰曾讲过，叶圣陶、陈望道、郑振铎、傅东华，还是保持表面中立态度好，“便于联系一些人”。更重要的是，望老多次表示：“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坚定的理想信念使他成为一名“不参加‘左联’的‘左联’成员”。

进步师生较为公开的革命活动，很快遭到当时反动当局的绞杀。1930年5月24日，中华艺术大学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了，此后虽与当局斗争了数月且是年8月，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后的总部也设在这里，但学校很快还是难逃当年停办的厄运，陈望道由此也不再有该校的任何头衔了。

在各个历史年代，无论望老身份如何，他始终践行着“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