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岁参事杨小佛：15岁目睹父亲杨杏佛遇刺影响一生

　　15岁那年亲睹父亲罹难那一幕，在杨小佛生命里注入一个惊叹号――幸福无忧的童年结束了！

　　杨小佛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主革命先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人之一杨杏佛的长子。1933年，父子俩乘车出行遭遇暗杀，父亲倒下之前，扑他于怀抱之下，用身躯帮他抵挡住子弹，让他在乱枪中得以幸存。

　　这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杨杏佛遇刺案。“我这一辈子，父亲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他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我，父亲为追逐民主梦想而战的一幕幕始终深深根植在我心中。”说起往事，已过期颐之年的杨小佛依旧历历在目。

　　父亲罹难、逃难避乱、家园毁于战火……汹涌的历史潮汐中，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数次目睹改朝换代的场景。几经沉浮后，花甲之后的杨小佛又迎来新生，任政协委员，当政府参事，就职社科院，专攻港澳问题研究，并开始重新搜集梳理父亲的印迹。

　　杨小佛生于1918年12月20日，即将迎来101岁寿诞。尽管视力听力欠佳，精神却很好，亦多了分参悟的豁达：站在死的角度上回望生，站在苦难的角度上回望幸福，站在烦恼的角度上回望快乐，站在喧嚣的角度上回望宁静，有了这样一个回望，就会对生活有了清醒的审视，对人生有了恰当的态度，也就会懂得珍惜当下，珍爱生活，珍重生命。

杨小佛与父亲

　　父亲杨杏佛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我

　　上观新闻：您的父亲杨杏佛很早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杨小佛：父亲15岁进上海公学，在校秘密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他和同学任鸿隽任职于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处。1912年孙中山辞职后，他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当年11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纳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取得了硕士学位。

　　就是在留美期间，父亲与母亲赵志道相识、相爱，1918年他们回国后不久就举行了婚礼。

杨杏佛（右）在美留学期间与赵志道（中）、任鸿隽合影

杨杏佛一家

　　上观新闻：您的外祖父赵凤昌是清末民初政坛上十分活跃、很有影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人称“民国产婆”“民国诸葛”。

　　杨小佛：是的，外祖父赵凤昌曾任张之洞得力幕僚。辛亥革命前他来沪作寓公，投资南通大生纱厂和上海《申报》，外祖父位于南洋路10号的住宅名“惜阴堂”，就是辛亥南北和议时双方代表的幕后接触场所。

　　我算是出生名门，父亲曾告诫母亲不要把我当贵族养，但我的童年还是幸福无忧的。可自从父母离异和父亲突然遇刺后，我的生活便笼罩在阴影之下。国难、家难、飞来横祸，我就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一次又一次的狂风大浪中努力不让自己沉下去。

　　上观新闻：当时您父亲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

　　杨小佛：对，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踵而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为追寻中国的独立、民主之梦，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公开斗争。“同盟”以其独特的地位，一方面在《申报》等权威报刊上撰文揭露法西斯统治的真相，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同盟发起以及成立后的许多活动，都是我父亲工作和居住的亚尔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进行的，这也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蒋介石对这个“同盟”既恨又怕，在企图扼杀“同盟”的种种阴谋遭到失败后，他密令军统特务在上海暗杀“同盟”总干事，也就是我父亲。

杨杏佛怀抱幼年杨小佛与家人合影

　　上观新闻：您父亲遇难时，您才15岁。

　　杨小佛：对。那天是1933年6月18日，当时我父亲和母亲刚刚离婚不久，我和母亲住在一起。一大早，我就从霞飞坊家中走到父亲那里，他要带我去大西路骑马，他已经穿好马裤和夹克衫等着。他爱好骑马，养了几匹好马，是宋子文、白崇禧送的。大概七点钟左右，我们乘上一辆敞篷车出发。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以为是后胎炸了，我伸出头察看，不料一声更近更响的爆炸声让我眼前发黑，父亲立刻扑在了我身上。

　　军统特务的这次暗杀被住在对门亚尔培路362号二楼的白俄看得清清楚楚，4个杀手立在汽车四角20分钟射出20多发子弹，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中了三弹，一枪穿过左肋，一枪中左腰，一枪击中心脏，都是要害处，很快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父亲生于1893年，死时仅40岁。

杨杏佛1933年与李济（左一）、鲁迅（右一）摄于亚尔培路331号草地

　　上观新闻：您父亲对您有什么影响？

　　杨小佛：父亲风骨刚正，一生力行民主精神。早在1912年，他因不愿在袁世凯手下做官而远走美国，写下七律《途中不寐有感》：“……白发思儿应有泪，青灯无梦不能归。搀枪又向中原见，极目何人属少微”，忧国情怀跃然纸上。及至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他为人权和民主之梦奋力奔走呼吁，终引杀机遭祸。

　　在长期反对独裁专制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父亲和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鲁迅等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关心的同志情谊。

　　1924年父亲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并作为秘书之一同去北京。孙中山逝世后，我父亲参与治丧工作，担任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葬事筹备处设在上海法租界，作为孙中山革命的亲密战友，为了做好丧事安排，我们全家迁往上海，自此开始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

1933年，宋庆龄（右一）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杨杏佛（右二）、林语堂（右四）、胡愈之（右五）合影，右三为秘书黎沛华

　　父亲遇刺后，进步人士感慨、无奈、悲愤送挽：不可说，不可说！如之何，如之何？鲁迅先生也深表哀悼：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与鲁迅

　　我这一辈子，父亲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他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我。父亲为追逐民主梦想而战的一幕幕始终深深根植在我心中。

　　参加解放嵊泗列岛战斗，花甲之年迎来新生

　　上观新闻：您还记得上海解放时的情景吗？

　　杨小佛：1949年5月24日开始，便有走不完的国民党军队由西向东通过广元路，从白天到晚上，他们的脚步声不绝。半夜里，我在这有节奏的脚步声中睡着了。

　　醒来已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和妻子下楼走到大门口，贴着铁门看，只见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穿黄军服的士兵，挂着一支绕红布的木壳枪。他无声地站着，表情严肃，但有着一种与国民党士兵完全不同的气质。我们相视一笑，向楼上的孩子们和母亲高呼：解放军来了！不一会儿，全家老小涌向铁门，争睹解放军的风采。这一天是5月25日星期三，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全部解放了。

　　26日早晨七时半，我和往常一样走到汶林路、贝当路（今宛平路、衡山路）乘42路公共汽车到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20号）的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去上班。和往常不同的是，国民党的航政局已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回到了人民手中。至5月27日凌晨，上海全部解放。军政接管平平安安，父辈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梦想实现了。

1983年3月，杨小佛(右)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时，同港澳委员合影

　　上观新闻：解放后，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杨小佛：1945年12月，我进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工作。上海解放后，我被原职留用，负责20吨以上的轮船登记工作。

　　虽然没有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1950年7月，我作为随军支前人员，参加了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当时我的任务是负责动员待业船员上船，然后和船员一起运送解放军将士到嵊泗列岛作战。在攻岛战斗中，目睹我军将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有的负伤，有的中弹牺牲在自己面前。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打心里佩服这些战士，他们个个是英雄。当我军最终攻克敌人阵地，占领嵊泗列岛，活捉匪首张阿六时，我拿出照相机，一口气拍了好多照片，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我还因此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98师颁发的纪念证和上海市海员工会颁发的铜质渡海解放嵊泗纪念章。

　　我这一生的前30年，虽然遭遇家变，但基本上还是沿着正常的轨道在走；随后的30年，我游离了人生的正常轨道，在苦海中挣扎求生；苦尽甘来时我已是年过花甲，在我人生的第三个30年，一般人退休养老的时候，迎来了我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在父亲墓前

　　上观新闻：您后来被聘为上海社科院的特约研究员。

　　杨小佛：是的，1979年，我有幸进入刚刚恢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被世界经济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先后在金融研究室和港澳经济研究室工作。

　　1982年，汪道涵市长提出上海也要成立研究港澳经济的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很快成立了港澳经济研究室。这是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专门研究港澳经济的研究机构。上海就此拉开了港澳问题研究的序幕，我也开始专攻香港经济研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一工作。不久，由于研究室主任胡中瑾长期驻港，我便成为港澳室的实际负责人。

　　上观新闻：在港澳研究所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杨小佛：1990年，上海市市长朱基访问香港。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叶龙蜚要求港澳室在一个月内编印一本分析沪港经济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小册子，让朱基市长带去做宣传用。他说写10篇文章，要有英文摘要，简短介绍即可，小册子不必很厚。我说10篇文章容易写，但是印刷我不好办。后来叶龙蜚打电话给社科院院长，说稿子杨小佛会给你。这件事我请了港澳室之外的两位学者一起写，很顺利就完成了市领导交办的任务。

　　就在香港回归前夕，1996年9月，港澳室因世经所调整机构而不复存在，但因中央有关单位需要在“九七”回归前夕及时了解香港经济和金融应变情况，在社科院党委的安排下，我同其他三人一起，前往香港作紧急调研活动。我们是在1997年初到香港去的，以学术机构的身份，同香港的财政司、税务司等政府工商管理机构进行了为期10天的接触，了解他们的应变措施。我们拜访了港事顾问唐翔千、香港大学金融学院资深教授饶余庆、港府金管局处长赵洁仪、港府经济顾问邓广尧、香港立法局议员唐英年等有关人员。

　　其实，中央有关单位的关注重点并不在这里，他们需要从各方面去了解香港的金融机构内部运行是否有变动，但是这点我们是看不出来的。我们重点了解的是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情况。回沪后，我起草了调研报告，上报上级机关。

　　在社科院世经所工作的这些年里，我在工作中学习，又在学习中成长，吹响了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个乐章。

　　上海最后一批任命制参事，做好“幕僚”

　　上观新闻：您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曾提过一份关于“土地批租”的提案，很受关注。

　　杨小佛：我于1982年和1987年先后担任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其间，提了不少提案，其中就有一份关于“土地批租”的提案。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以土地批租吸引海内外投资成为一时之热。土地批租的热潮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有的地方批租土地没有规划，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浪费；有的地方审批不严格，不合法律的权限下放现象十分普遍；在土地批租的过程中，没有配套的基准地价标准和地价评估标准，批租价格很不科学。

　　作为一名老上海，我看到隐患。上海自开埠之后，地价一直随着经济发展而上涨。早期购地的沙逊、哈同等不久成为拥资亿万元的地皮大王，而当年出售地产的上海本地人却已无立锥之地，这是他们缺乏级差地租和土地增值概念导致的。有些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繁华地段政府批租钱就要得多，交通不便的地方则相对就便宜些，土地批租把中心地块都保留着，不是一下子都批出去。

　　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建议土地批租应掌握先郊区、后市区，先边缘、后中心以及城市土地批租不宜成片批租”的提案。我的提案提出后，一时间颇具轰动效应，家里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不少人表示认同。

2001年参加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时杨小佛（左）与鲁平（右）合影

　　上观新闻：您也是上海最后一批任命制参事。

　　杨小佛：是的，1987年12月，我从江泽民市长手中接过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的聘书。1988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参事由任命制改为了聘任制。我是上海最后一批任命制参事之一。

　　在我的理解里，参事就是市政府的“幕僚”，在享受待遇的同时，我们更多地要承担起为市领导出谋划策的职责。因此，我立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尽量当好市政府的幕僚。

　　上观新闻：做参事期间，您提了哪些建议？

　　杨小佛：1996年，房地产市场如何尽快走出低迷的状态成为当时之急。结合对香港的研究，我认为按揭可治此“症”，便建议参事室组团前往香港考察。1996年9月，我们参事室一行人在香港与当地金融、房地产等部门进行了充分的接触。我们回沪后，经集体讨论成文，向市领导提交了《关于拓展上海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建议》，主张大力开办银行个人购房抵押贷款的“按揭”业务。有关部门立即就此开展专题调研，银行按揭迅速出台，住房消费市场随之启动。

　　在我看来，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是个精英荟萃的群体，政府参事均是来自各界的专家贤达。改革开放以来，市政府有关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很多都凝聚了参事们的智慧和谋略，工作在这样一个卓有建树的智库群体中，传承前辈复兴中华的志向，让我倍有豪情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