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最年长的代表之一，上海文化的“一棵大树”

　　“张元济是一棵大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味到，在社会大变动时代，一个具体的人是如何把握时代的。”在上海文史馆为纪念首任馆长张元济而命名的菊生堂里，由张元济之孙张人凤所撰的《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举办出版座谈会，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感慨道。

　　今年是张元济逝世60周年，对于张元济，学界研究多集中于他在出版领域的成就――他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奠基人，毕生从事古籍的搜集、整理、校刊和出版事业。张人凤表示，祖父虽以出版家闻名，但他关注、涉足的领域很广泛，包括教育、科技、图书馆等。以教育为例，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最新教科书》是我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套完善、成功的教科书，它直接推动了我国废除科举制度前后新式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张人凤透露，这套书的编撰过程中还有一个故事――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和日本出版商金港堂合资的，在讨论如何编这套教科书问题时，日方提出采用日本现成的教材，把它翻译成中文，适当加入中国古代故事，并指定此事由张元济操办。经过深入分析研究，张元济并未依顺日方的思路，而是召集一批专家自主编订教科书。

　　张元济还十分重视教育的普及和公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直到1907年，清政府有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示范学堂章程》。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初等小学堂用女子教科书》。其中有些课文的内容专为女子设置，比如反对缠足、女子应该自立自强等。另一个例子是，商务印书馆也很重视南洋华侨子弟的教育，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编写南洋版教科书，都能证明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目光不局限于少数精英，而是更可能地注重教育的普及。

　　“即便是嫡孙，做研究仍然没有捷径，靠的是勤勉和科学的方法。”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专家陈先行说，在我国近代出版史、商务印书馆馆史和张元济生平、思想及事业研究中，张人凤多年来的文献收集完整性和史实考订准确性，无人出其右。他曾出版《张元济研究文集》，此次“续编”是2007年后的主要研究成果。

　　陈先行提出，除了出版及教育，张元济为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亦不容忽视。早在1904年，张元济便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立了图书室，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起初是为满足商务印书馆同仁编辑图书时参考所需，到了1926年将其改组为向公众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开馆之日便被时人誉为“上海文化上的伟举”。一·二八事变中，因日军狂轰滥炸，藏书约46.8万册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张元济哀痛不已，遂又与叶景葵等道同志合者一同发起筹建合众图书馆，带头捐赠了许多珍藏，其中尤以海盐、旧嘉兴府的地方文献最具特色。如今，这些珍贵文献已成为上海图书馆一部分，仍在嘉惠众人。

　　熊月之提出，张元济在做事、做学问、做人等方面都非常成功，特别是他对时代的敏锐把握和超强的学习能力，值得研究。“他能很好地处理知识分子与出版家的身份，平衡理想与企业的效益。他能适应时代之变，不变的是一生所秉持的道德，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会因时间而变化，也不会因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张元济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代表大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书中收录的《张元济先生参加开国大典前后》一文，正是这一伟大时刻前后的记述。当时83岁高龄的张元济是年龄最长的代表之一，与知名侨界人士司徒美登同岁，但小了6个月。他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对新中国抱有由衷的希望和信心。出席大会时，司徒美登拄了拐杖，但谢绝工作人员搀扶，张元济更是连拐杖都不要，一时传为佳话。《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作品系列之一，书中亦收录多幅珍贵历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