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疫情危局与上海的时疫医院

上图：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外景，《时报》，1914年7月10日。■曹晓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12年至1949年的中国，战火频频，内外交困。中国百姓还要面对另一个敌人——瘟疫。短短38年间出现十余次重大疫情，频率之高实属罕见。除了清末即为人熟知的鼠疫，还有霍乱、白喉、疟疾等，其中波及范围最广、受灾情况最为严重、死亡率最高的疫灾当数1932年的全国性霍乱。

　　1931年，中国各地水患多达657起，到了1932年，水患虽有所减少，但仍有284起，水灾造成的污染客观上也成为霍乱疫情大暴发的温床。据《大公报》上刊登的检疫处霍乱报告，1932年4月23日霍乱病例在武汉首现，4月26日沪上发现病例——“迄本月二十八日已九十八起，死三人……华租界十六日开始市民预防注射，十日中注射七万六千名。传染主因由于饮水不洁，伍连德主张要求减低自来水价，俾普及平民。”从中可以看出，上海、武汉等地遭受霍乱疫情已不止一次，有关当局已有所准备，只是这次疫情发起突然，不在夏季，而在春季。

　　此次霍乱从港口城市沿水陆交通向全国扩散，湖北、湖南、山西、山东、浙江、江苏、安徽、河北、河南等19省至少280个县被感染，当时没有统计确切的受灾死亡人数，据今人分析这年死于霍乱的人数有40万至50万人。霍乱疫情的烈度和强传染率对当时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除了预防注射这样的措施，确保水质安全也是重要环节。1930年，上海成立了海港检疫管理处，伍连德出任处长并兼任上海卫生检疫所所长。作为公共卫生专家，面对1932年来势汹汹的霍乱，他提出降低自来水价也是合情合理。

　　当时上海有清末所建的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法租界的水电公司应对租界的供水需求，还有小型的华商自来水厂面向租界外的一小部分华人，但这些水厂供水依然有限，据伍连德的调查，1932年上海至少有30万人不得不从河井池塘取水。伍连德呼吁调低水价的初衷很明确，就是让更多市民用上质量稍有保证的水，以防止霍乱病菌通过生活用水进一步传染。

　　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上海的供水已属安全洁净，只是上海本就情况特殊，各水厂的背景华洋掺杂，此时又正是“一·二八”事变硝烟过后，水价问题无法轻易解决，一部分国人更倾向通过建立时疫医院应对危局。很多时疫医院依托民间资本，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救治，长三角等地水系繁杂，人口稠密，疫情频发，同时该地区的民间资本较为雄厚，又有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组织，时疫医院成为军阀混战情况下民间力量抗疫防疫的重要一环。

　　当时上海还没有公立传染病医院。时疫医院主要为了应对疫情，开设和运转机制与其他医院不同，一般在疫情快要暴发时临时设立，一方面加强防护、减少传染，另一方面万一疫情严重可解燃眉之急。

　　由中国红十字会开设的时疫医院一般夏秋二季开院，秋冬闭院，方便医院和医护人员灵活调度的同时，也能更大程度上节省经费。根据《申报》报道，1932年7月，红会第一时疫医院在一周内即接待病患1295人。红会医院的首要任务其实是战场伤员的救治，考虑到年初的淞沪会战已经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诊治战场伤员，医护人员未经喘息便要与霍乱再次搏斗，其奉献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其他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设院救灾的队伍中来。“浦东高行镇附近发现霍乱，该镇负责人潘鸿鼎、俞振辉、孙璞君等为防止霍乱蔓延，请杜月笙捐资创办医院，选址高行南镇城隍庙，定名为浦东济群医院高行临时分院”，这已不是杜月笙第一次创办时疫医院，他先后创办时疫医院5所。

　　1932年上海开办时疫医院20所，其中17所为私人开办，包括红会第一时疫医院、红会第二时疫医院、江湾时疫医院、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虹口时疫医院、闸北时疫医院等，分布各处，“中区二，北区四，东区四，西区三，南区三，吴淞一，清东三”。各时疫医院全力运转，相继坚持到秋季。8月下旬开始，疫情渐缓，9月28日，持续两百多天的疫情终于告一段落。

　　面对各地蔓延的霍乱，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在采集各地疫情数据的基础上，指出上海有100万以上即约1/3的人口接种了霍乱疫苗，加上切实有效的住院治疗措施，上海死亡率维持在7.4%，为全国最低，上海20家时疫医院功不可没。

　　而今再看这场危局，距今不到百年，人与疾病的生死搏斗仍在继续，前赴后继、满腔热忱的医护人员，如同他们的前辈，无论何时都能带给我们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