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学识凝聚复旦的日月光华――追寻复旦历史系老先生们的背影

　　我入读复旦历史系时，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谭其骧、陈仁炳、杨宽和靳文翰教授等老前辈尚健在，他们峰峦如聚，各有千秋，是史学界翘楚。那时，我常去卧虎藏龙的100号楼（历史系办公楼），偶尔碰巧，就会见到某位前辈。因年少愚钝，相遇时，我只是伫立一旁，默默地远观，以致错过不少亲炙良机。然而，他们强大的气场，潜移默化感染着我，影响至今……

谭其骧先生（1911-1992）

　　“谭先生”令人肃然起敬

　　1978年10月初，系里举行迎新晚会，欢迎我们78级新生。晚会前几天，就听班主任李孔怀老师说：“谭先生身体不太好，前几个月突发脑血栓，一度半边瘫痪，但他答应会来参加……”“谭先生”，是指我们的系主任、年近七旬的谭其骧教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称谓，既陌生又亲切。后来我才知道，在系里，提到当时健在的老前辈、名教授，一般都尊称他们为“×先生”。那时“文革”刚结束，“先生”的称呼并不普遍，“×先生”这个人称代词，带有一种肃然起敬的仪式感。

　　那天晚上，谭其骧先生果然来了。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拄着拐杖，被其他老师搀扶着走进老教学楼阶梯教室。虽然不良于行，但他气色好，兴致很高，好像还说了一段话，热情洋溢。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记述过当晚的一个细节：

　　晚会高潮时，系主任谭其骧先生鼓动他的副手、系副主任黄世晔先生：“世晔，来一段吧！”黄世晔问：“清唱吗？”谭其骧点点头。因未戴髯口，黄世晔用手掌遮着口唇，清唱了一段京剧老生。他唱的什么，我早已不记得了，但谭其骧在一旁击节扣掌、怡然自得的神情，我至今难忘。

　　黄世晔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是拉丁美洲史专家，喜欢唱京戏。以后几年，他也曾多次登台清唱，其标志性动作就是“以手遮口”，我从未见他带妆亮相过。与黄世晔一样，谭其骧也是京昆票友，上世纪30年代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就常去各戏园听戏，并学过昆曲，还曾经粉墨登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和赵景深、卢鹤绂、索天章和李振麟等教授一道，在工会俱乐部拍曲唱戏；1960年，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公演时，剧作者吴晗先生还特地向他征求过意见……我还听说，谭其骧擅须生，他夫人李永藩工青衣，在唱戏方面，他俩可谓“珠联璧合”。不过，那天晚上，只有黄世晔一个人开嗓，谭其骧只是一个听众。我想，假如他不是身体有恙，说不定也会来几段“西皮二黄”呢！

　　那次晚会后，谭其骧也偶尔出现在100号楼，但我很少见他出席大会。那时，他大病初愈，正夜以继日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对于这一国家重点工程，谭其骧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到毕业前夕，我才又一次在会上见到他。1982年6月1日，学校举行“祝贺周谷城教授执教60周年报告会”，主持会议的就是谭其骧。在进入工会礼堂会场时，他似已康复如常，再也不需别人搀扶了，与大家有说有笑，侃侃而谈……

周谷城先生（1898-1996）

　　有魏晋遗风的周谷老

　　那天报告会的主角，显然是周谷城先生。耄耋之年的周谷城是系里唯一的一级教授，大家都尊称他为“周谷老”。只见他神采奕奕，胸佩红花，坐在主桌中央，一边是校党委书记盛华，另一边是谭其骧。会前，系副主任汪瑞祥老师找到我，让我作为学生代表致辞，我很诧异――在班上，我并不出类拔萃，为什么会选中我呢？

　　那次当众发言，我战战兢兢、心里发虚，等念完稿子，才松了一口气，疾步走向周谷城，向他鞠躬致敬。在热烈的掌声中，周谷城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了几句话，但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我没能完全听懂。

　　周谷城学问博大精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言行，一向为人瞩目。上海解放前夕，他作为进步教授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被押上警车前，他对着镜子梳头，系领带、穿西装，从容不迫；“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会一开完，他就昂首阔步，跑到国权路小餐馆里坐下，大快朵颐……这种洒脱，很有点魏晋风度，令人折服。我第一次见到周谷城，是在一个冬日下午，那天我正在100号楼资料室看书，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正是周谷老！他戴一副变色眼镜，穿黑呢大衣，脖子上系一条米色围巾，手里还拎着一只黑色人造革包――原来那天发工资，他是到系里领工资的。只见他把包往桌上一放，喊了一声：“小董！”小董名叫董力生，是资料室管理员，因在“文革”中精神受刺激，常常自言自语，此时正沉浸在个人世界里，听到有人喊，他抬起头，怔怔地看着周谷城……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

　　后来，周谷城担任了领导职务，社会活动多，就不太能在100号楼见到他了。但他为人热情，对系里的事总是有求必应。我所在那一届毕业前夕，百忙中的周谷城与苏步青校长等一起，与我们班级集体合影，并题词曰：“四年业绩已粗成，明日奔赴实践中。两个文明欣有就，毋忘母校育新人。”这个题词，印在了那张集体合影照上。

陈仁炳先生（1909-1990）

　　“嘿！你看陈先生的皮鞋！”

　　因年事已高或疾病缠身，周谷城、谭其骧等老先生大多不为本科生开课；我们的任课教师主要是像朱维铮、李华兴、金重远、杨立强和沈渭滨这样的中年讲师。但也有例外，陈仁炳、杨宽和张荫桐等老先生就为我们上过课，其中，陈仁炳先生是任课教授中最年长的一位，那年，他大约72岁。

　　陈仁炳是一位传奇人物。1932年，他毕业于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1953年，从圣约翰大学转到复旦历史系任教，从事社会学、美国史和民主制度史研究。他的英文造诣很深，曾有多部译著出版。直到他晚年，他还投书《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就该刊英文译名进行商榷。不过，他的学术名气远没有他的政治名声大。上海解放前，他就加入民盟，参加反蒋活动，活跃于中共地下党支持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上海解放初，他任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7年，他又被送到校木工厂“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他选择重执教鞭，开设《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课，我们是他复出后教的第一批学生。

　　听说陈仁炳要来上课，同学们奔走相告，开始悄悄散播有关他的传闻――流传最广的，莫过于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毛选》第五卷中。开课前，系里发下油印教材，16开本，厚厚一大册，内容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名篇，如美国《独立宣言》、罗斯福《炉边谈话》和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等等。这些名篇，据说都是陈仁炳亲自选编、油印的。看得出，他亲力亲为，有自己的学术标准。

　　上课那一天，大家期盼的陈仁炳终于来了。他戴深色近视眼镜，眉宇间透着几分忧郁，穿一件灰制服，背微弓，但气度不凡。进教室后，他并没有像其他教师那样登上讲台，而是移走讲台，搬过椅子，在一张课桌前坐下――在所有任课老师中，他是唯一坐着授课的人。坐下后，他的脚就伸了出来，“嘿，你看陈先生的皮鞋！”一位同学眼尖，对我轻声叫道。我抬眼望去，陈仁炳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牛皮鞋。当年，市面上流行的是猪皮鞋，低档、黑色，没有光泽，价格为七元六角五分（被戏称为“765”鞋）；但他那双鞋，样式虽旧，却油光锃亮，一看就是舶来品。

　　陈仁炳讲课，一如他的旧皮鞋，黯哑迟缓间，不乏亮色与光彩。记得有一次，他谈到英语语气词，忽然话锋一转，说上世纪40年代初，他在重庆曾听过郭沫若先生一次关于屈原的演讲，郭老说，今天的“兮”字，屈原时代读作“呀”（音“啊”），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就是“我又叹息又流泪呀”；还有一次，不知怎么谈到了九一八事变，他说他早就是一个爱国学生，留美期间曾组织留学生参加过抗日集会，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略有点哽咽，情绪激动……大家都明白，陈仁炳的这种“坐而论道”，是需要仔细咀嚼、品味的。

杨宽先生（1914-2005）

　　“杨先生”与“老杨”

　　杨宽先生为我们开过《春秋战国史》选修课。他比陈仁炳要年轻几岁，但资格很老。1932年，他考入光华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不久即任光华历史系副教授、教授，他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就已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1946年，杨宽就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时，年仅32岁。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复旦历史系教授。1970年，他从五七干校调到系里。调任后，有过一个插曲：因教工早就认识他，仍称他为“杨先生”，不料工宣队长听到后，当众宣布，像他这类被改造对象不配称“先生”，只能叫“老杨”，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从此，有些人就不敢招呼我，或称我‘老杨’而不再称‘先生’了。”

　　杨宽个子不高，两鬓斑白，圆圆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脾气很好。讲课时，他逻辑缜密、条理清晰，因长期在上博工作，他喜欢用出土文物来佐证某些论点。不过，因为他是青浦人，讲一口上海本地普通话，外地同学听起来有点费劲。有一次，当讲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时，外地同学没听懂，面面相觑，他随手将这段话写在黑板上，并加画了几个圈，大家看后，恍然大悟……一个学期下来，不会说沪语的外地同学，都学会了“乱臣贼子”的沪语发音。“乱臣贼子”一度成为班里的流行语，经常被大家用来互开玩笑。

　　我毕业后不久，杨宽就离开复旦赴美定居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意外。直到不久前，我读他在海外出版的《历史激流：杨宽自传》时才发现，他的赴美与家庭原因有关。原来，他在为我们上课期间，心情并不好，而我们当时竟一点也没察觉……他那笑容可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永存。

张荫桐先生（1917-1998）

　　“张先生保养得那么好！”

　　在系里老先生中，张荫桐先生属于“少壮派”，那时才60岁出头。我至今记得他的形象：四方脸，戴一副黑框眼镜，肤色白里透红，一头黑发，看上去年轻潇洒，同学们暗暗惊叹：“历经磨难，张先生还保养得那么好！”

　　张荫桐当过学校教务处注册主任，但他的过去少有人知道。他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1940年2月入读复旦史地系，1943年底毕业。据说他在北碚读书时，就倾向进步，与诗人邹荻帆、冀等进步同学关系密切。有一次，国民党军警到复旦抓走一位名叫张同的学生，过几天又放了回来，说是抓错了，原来他们的抓捕对象正是张荫桐。抗战胜利后，张荫桐返沪，负责民盟上海地区工作。因继承了父亲一笔遗产，他一度成为“阔佬”，担任过几个公司的董事长、经理。他住在杨树浦一幢“豪宅”里，楼下租给外文系教授林同济夫妇。冀先生在《血色流年》一书中记述过一则往事：冀毕业后，因生活无着，曾向张荫桐求助，“很快得到回信，说‘一切’他‘包了’”。不久，张荫桐就为他谈妥了工作，“张表示，我可以住在他家里，给我一间房”，还“可以给我买一辆当时流行于上海的小轮摩托……”读到这里，我突然顿悟：难怪张荫桐“保养得那么好”！

　　张荫桐是日本史、南亚史和南洋史专家。大三开始，我选修过他的两门课：《南亚史》和《东南亚史》。他讲一口普通话，咬字准，讲课抑扬顿挫。南亚和东南亚的人名、地名，拗口生僻，但在他念来，总是朗朗上口。有人说他日语流利，但我也没听他说过一句；倒是听他飚过几个英语单词，例如caste（种姓）、untouchable（贱民）等等。不知何故，他的研究方向不算热门，选他课的人却特别多。记得《东南亚史》期末考试成绩公布后，班里有传言称：凡考试成绩得“优”者，将由张荫桐带领赴菲律宾马尼拉考察。大部分同学听过后，知道那是开玩笑，一笑置之；偏偏有一位同学当了真：“我考试得了‘优’，怎么我没被通知去马尼拉呢？”今天看来，这个“马尼拉传言”的流传，也可证明张荫桐在学生心中的魅力。

　　20年后，我真的去过一次马尼拉。当飞机降落在阿基诺国际机场时，回首往事，不禁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