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为解决困难时期的粮食问题呕心沥血

　　新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是上个世纪指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突出困难的时期，其中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是指1959―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成为影响全局的揪心问题，人民口粮严重短缺。之后的1962年、1963年开始农业经济恢复，但也依然较为困难。

　　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个省发生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到1960年，灾情更加严重。全国受灾面积达到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一半以上。――饥饿、逃荒、浮肿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情况出现并呈增加趋势，都因为粮食的极度匮乏。

　　无农不稳，城市依靠农村供应粮食。1960年入夏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粮食库存薄弱，粮食供应岌岌可危，首都北京只能供应7天，天津只能供应10天，处于鱼米之乡、本是“苏湖熟、天下足”的大上海，没有大米库存，而共和国长子、重工业基地辽宁省的10个主要工业城市只能供应八九天。

　　一、掌握实情节制供应

　　1960年秋，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00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0亿斤），缺粮问题十分严重。周总理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发起制作粮食代食品的运动，艰苦奋斗，度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度过灾荒。中共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玉米根粉、小球藻等代食品。《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行动的具体指导。

　　1961年2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市长座谈会，说，农业上遇到的困难，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大。这影响到一系列轻工业材料，同时也影响某些重工业。因此，今年我们必须节约粮食，增产节约，克服困难，度过灾荒。

　　周总理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粮食实行过秤入仓办法。

　　周总理对新疆自治区棉布供应指标问题作出指示，鉴于今年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对于今年棉花收成决不能估计过高，因此不仅今年春季不发布票，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也要少发布票，才能克服困难。

　　为了保证城市口粮最低限度供应，1960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酌情减少粮食定量。城市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办法。

　　当时，北京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不收粮票。1961年，粮食形势更困难，为了减少粮食销售，粮食部提出方案：对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用粮，印制一种专用粮票，凭票供应，测算下来全年可以节约粮食7500万斤。周总理经反复考虑，认为虽然困难极严重，但不能增加旅客麻烦，火车、轮船、飞机上的外宾、华侨也较多，凭票供应，数量不大，影响不好，否定了这个方案。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当时，煤矿工人的粮食定量从60斤降到45斤，而且是粗粮，其它副食品肉、酒、糖供应很少，工人体力大大下降。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井下工人恢复到60斤，而且粗粮、细粮适当搭配，其它酒、糖等井下工人生活必需品也适当解决。周恩来说，为井下工人怯寒，需要供应酒，问清一斤酒需要多少粮食，按供应酒的定量拨了粮食。

　　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营养和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