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民族团结统一的典范

　　乌兰夫（1906―1988年），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蒙古族。1923年12月入团，1925年9月入党，上将军衔。曾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乌兰夫长期致力于民族工作，在团结并带领内蒙古自治区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丰富党的民族工作经验，为民族团结复兴和祖国统一繁荣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盟旗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西部盟旗危在旦夕。在日本的策反和煽动下，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德王发出“高度自治”通电，自诩“成吉思汗第二”，宣称要建立“满洲国”式的所谓大蒙古帝国，意图分裂国家。蒋介石为了缓和局势，准许德王组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实现自治。德王在卖国求荣、出卖民族利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挑拨蒙汉关系。中共西蒙工委密切关注局势，就在这一危机时刻，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化名前往，试图说服德王。见面后，乌兰夫直接点明：“蒙古族的事情应该由蒙古族人民自己说了算，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日本人占据了东三省，又试图占据内蒙和全中国。”德王辩解说：“我们蒙古族只有依靠日本人才能实现自治，他们给我们钱，也给我们武器。”乌兰夫反复劝说，不能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的罪人。德王心意已决，坚决要投靠日本人。

　　无奈之下，乌兰夫转而进行谋求军事暴动，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派云继先等深明大义的进步青年加入蒙政会保安队，为他们分析当前局势：“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蒋介石不抵抗，蒙古族中也有一些败类认贼作父，我们要和汉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这些进步青年深受鼓舞，紧密团结和教育保安队官兵，为暴动争取大批进步力量。1936年2月，由乌兰夫领导、云继先为总指挥，发起了百灵庙暴动，1000多名保安队员宣布脱离德王，通电全国，加入国民党傅作义的抗日行列，乌兰夫将部队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

　　百灵庙暴动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非常高兴。1939年，他亲自下令召见乌兰夫。乌兰夫骑了三天三夜的马，奔赴延安。毛泽东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临别时赠送给乌兰夫一把马牌小手枪。回去后，乌兰夫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部队进行改编整顿，称新三师。这支部队参照八路军模式，有着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是内蒙古最大、最先进的蒙古族部队，也被称为“不穿军装的八路军”。百灵庙暴动被毛泽东盛赞为“草原抗日第一枪”，它推迟了侵略者的西进日程，打击了日寇对内蒙古的侵略气焰，鼓舞蒙古族人民反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决心，成为争取抗日战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形势仍然较为复杂。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和沟通不畅，党的工作还没有充分渗透，蒙古族人民对国共两党都缺乏了解和信任。当地势力重新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与外蒙古积极联络，试图内蒙外蒙合并自治。为了争取东蒙地区的支持，中共中央成立东蒙工作团，赶赴当地开展政治工作，但困难和挑战重重，工作一时无法开展。乌兰夫临危受命，单刀赴会，赶赴承德参加自治运动会东盟工作团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聚会。

　　此次聚会是蒙古族的盛事，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否能达成共识直接关系到蒙古族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一见面就握着乌兰夫的手说：你来了，我们就踏实多了。乌兰夫顾不得休息，带领大家连夜分析局势，研讨解决的办法。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乌兰夫的意见，把工作重点放在小范围、分批次、分步骤地与东蒙代表讲事实摆道理做工作上，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务必让大家认清国共两党的区别，认清内蒙古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认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让大家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内蒙古革命走向成功。经过深入、细致的沟通，乌兰夫的旧交东蒙领袖特木尔巴根认清了形势，打消了疑虑，由联共党员转变为中共党员，其他几位主要负责人也逐步认同了乌兰夫的看法。工作团代表的讲立场、讲历史、讲感情，深深地感染了东蒙代表，这次东西部会谈达成一致，同意东西蒙统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至此内蒙古东西部统一于乌兰夫为主席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1947年4月23日，乌兰夫主持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并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这次会议在内蒙古革命历史上被称为“四三会议”。5月1日，乌兰夫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诞生。

　　这次会议使内蒙古地区终于结束了混乱的分裂局面，乌兰夫等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克服不利局面，争取了难得的自治统一。周恩来称赞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兰夫回忆起这段历史，专门谈到“它不仅促成了内蒙古民族的统一，加快了内蒙古革命的进程，而且也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为党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树立了榜样，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