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读书求真知 务实求真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以渊博的学识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开辟并领导了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其读书治学之道主要可概括为：博览、求真、务实。这6个字的读书治学之道，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博览

　　李大钊博通典籍、深思好学。少年时，他的私塾先生曾这样评价：“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中学时的同学这样回忆：“生性俭易，聪爽绝伦，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他的一生，除为革命奔走外，许多时间都伴着黄卷青灯，埋头苦读，伏案疾书。李大钊读书具体数量已不可考，但其著述400余篇，百万余字，引用国内外书刊500余种。仅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就有140篇，平均每6天发表一篇。在一篇谈论“弹劾”的短文中，李大钊旁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不仅引述《后汉书》《说文》《六书》用作文字考证，而且还用《法兰西宪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有关条文作诠释。李大钊所读的书，可以从他所写的文章中透露出，他读过卢梭的《民约论》和托尔斯泰的书，并且深受其影响。

　　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曾赞叹李大钊阅读量之大，他回忆在北京与李大钊交往的情景时说：“罗素访问中国时，我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的文章、通讯、诗词共28篇首，从文章中所引述内容及用词用典，足见其渊博的学识与深厚的基础。

　　求真

　　李大钊读书，对书中的议论决不盲从和迷信，而是采取思考、商议的态度。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的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昧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念书而不思考有可能变成蛀书虫，好学生不能死啃书本，对世界上的事情毫不关心。他教育子女“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阔开阔视野才好”。他认为“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一本好书应“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绝不应是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人心脾，断其希望”。他强调读书要和现实相结合，写在书上的是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考成果，而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从未停滞，如何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性，变成了读书时必须的思考。

　　李大钊治学的求真思想还体现在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读书方式上，他读书时随时做笔记，把要点记下来。他认为记笔记的方法可以各取所需：一是看完一本书，把这本书的大纲、要点记下来；也就是把这本书里的精华部分吸收下来，成为自己的东西，不致天长日久就忘得一干二净。二是写卡片，把这本书里的主要材料，觉得可以运用的就抄下来。这样的方法已经化为一种思想和习惯，在李大钊的日常读书与写作中随处可见。但李大钊反对将资料和观点不加考证和思索的照抄照搬，他援引别人的观点时总是经过自己消化吸收了的。比如，他曾师从有贺长雄，学习《国法学》，却在《国情》一文中批判了有贺长雄；他曾师从浮民和民，学习《社会学文献选读》，却也在《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中批判了浮民和民。他认为这些老师都是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学者，但他们歧视中华民族的观点和态度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必须清除他们思想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