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人戈公振

　　今天，11月8日，记者节，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缅怀一位卓越的报人――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上，他的名字是那么的耀眼而深刻。他不仅是个编辑、报人，还是我国最早的报史专家。著名新闻记者陆诒先生曾对戈公振作过切中肯綮的评价：“跟戈先生同时代做跑腿执笔的新闻记者，有许多已经成了现在的达官要人，他们被汽车，卫兵，洋房，美人和一切优越富丽的享受，弄得目眩头晕了，丧心病狂的忘尽了新闻记者职业的神圣，毅然将新闻记者这个头衔，当做升官发财的阶梯。但我们戈先生却没有这样做。这并不是他没有这种卖身投靠的机会，而是因为他忠诚于新闻事业的服务，愿意为新闻事业尽瘁而死。”

　　“我要到上海找工作去”

　　1912年，22岁的江苏省东台县青年戈公振进入《东台日报》担任图画编辑。但他入职仅一年，《东台日报》即停刊。然而年轻的戈公振志存高远，面对当时家乡的守旧风气和闭塞落后的现状，他已萌生去意。戈公振后来曾对侄子戈宝权说，“老待在这个家乡没有出息，我要到上海找工作去”。

　　第二年，经当地开明乡绅夏寅宫介绍，戈公振在上海拜识了上海报界知名人士狄楚青。之后他先在狄楚青创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翌年调入《时报》馆，从此正式踏入新闻界，由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一路升至总编。其间酷爱美术的戈公振于1920年首创以反映中外大事为主、用道林纸铜版精印的《图画时报》。《图画时报》甫一亮相，即深受读者欢迎。对此戈公振深有感触地说，“文义有深浅，而图画则尽人可阅；纪事有真伪，而图画则赤裸裸表出。盖图画先于文字，为人类天然爱好之物。虽村夫稚子，亦能引其兴趣而加以粗浅之品评”。《图画时报》的创刊，被视为我国画报由此前的“石印时代”跃入“铜版时代”，也是我国报纸增辟现代画刊之滥觞。1925年他编辑的《中国图案集》由有正书局出版发行，该书也具有开创我国古代图案和民间图案整理工作之先河的意义。

　　当然，最能凸显戈公振作为一名报人身份的特质，则莫过于他的新闻理念。就在《中国图案集》一书问世的1925年，戈公振所编《新闻学撮要》一书出版发行。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新闻学是与各种学问，都有密切关系的。报纸在社会上与任何方面都不能不接触的。所以新闻记者，应研究的学问很多，而可利用研究的时间很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却不能不寻出工夫去研究它。”这番话中透露的，就是作为报人，必须让自己所办的报纸介入社会，担负起报道真实新闻的职责意识。

　　梁启超也在为该书作的序中写道：“斯编组织完善，章节明晰，且于报界之甘苦难易，反复道之。使学者勿无端入此界，勿轻易入此界，与入此界后勿因现状之未着而灰心于此界：斯盖先得我心，久蓄而未发者也。”梁启超强调的正是作为报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还称赞道：“戈君从事时报十有四年，独能虚心研究及此。予喜其能重视其职业，与此书之裨后来者也。”

　　《新闻学撮要》一书上市后很快售罄，四个月后再版。戈公振在《再版的序》中写道：“此书的第一版，居然有人欢迎，立刻销售罄尽，这是编者所非常欣慰而以为荣幸的。并且得了读者的指教不少，更使我非常感谢。”

　　戈公振在这年11月决意发起组织报学研究会，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会上将研究会组织定名为“上海报学社”，并于月末在大夏大学礼堂举行“上海报学社成立大会”，到会成员有50多人。戈公振在会上发表演说时讲到“中国自汉即有邸报，为世界最早之报纸。现与各国比较，几至落伍，甚属可耻！交通不便，亦为报纸发达之阻碍。然人材缺乏，更为阻碍之重大原因”。

　　随后在戈公振主持下，出版社刊《言论自由》，并蜚声海上。之后不仅有“光华”等大学报学系学生加入该社，蒋光堂、成舍我等新闻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加入。

　　其时戈公振还在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及报学专修科讲授“访事学”，课外组织“南大通讯社”学生外出采集新闻，以提供给上海一些报纸刊登。

　　其时戈公振又在撰写《中国报学史》一书。为写这本书，他已做了多年资料准备工作，如为寻觅史料，他曾在《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的广告，并一次次前往徐家汇藏书楼遍找资料。《中国报学史》问世后，即被业界视为是“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的著述，因为此前这项工作多停留在对地方报刊史研究阶段，而由戈公振发端，不仅大大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还“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时戈公振已视报纸的重要超过自己生命。在这篇“自序”中，他还写道：“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字里行间，无不淋漓尽致地凸显着戈公振身上强烈的报人意识。

　　1928年11月，《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约29万字，这是一本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叙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专著，它的问世，也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后来日本作者编写《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美籍教授白瑞华著《中国报业》等，多根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而即使书已出版，戈公振仍在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如1927年冬，他利用出席国际联盟相关会议的机会，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室查阅到清嘉庆年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道光年间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时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同治年间出版的《旧金山唐人新闻纸》等原件，这让他欣喜不已，这也弥补了他早先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有若干种只存其名而未见其书”的遗憾。后来他凭借这些史料，写出《英京读书记》，作为对《中国报学史》的补充。

　　在办报过程中，戈公振也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其中就有中国报界重量级人物邹韬奋。1925年的一天，他俩由武昌同船回沪，在船上谈及如何应对“忙”时，戈公振告诉小他五岁的邹韬奋，一是“事务虽忙，而我们心里却要镇静得像安如泰山，像水波不兴。……有如持明镜以临万象，便觉心安意泰，绝不感忙上加忙”；二是“在做的方面要有系统。对于固定的事，要依重要的程度一件一件的做去，做好一件再做一件，不要分心，不要慌乱。这样一来，就是外面的事务混乱得像乱丝一样，我们一根一根的把他（它）抽出整理起来，怕他（它）不由混乱而变为齐整”。这番话也引起了韬奋的共鸣。1929年3月，戈公振应史量才之聘，担任《申报》总经理，其时戈公振曾邀请韬奋到淞云别墅（今复兴中路1196号4号楼）自己新居参观。韬奋进入戈公振房间，但见里面满架满箱堆满中外新闻书籍和各种报刊，墙壁上也贴满各国的各种日报、周报，韬奋由是感叹戈公振对报纸研究之深，觉得他好像把自己嫁给了新闻事业；同时建议他办一个小型报纸展览会。戈公振后来曾说：“教我的是狄平子（即狄楚青），识我的是史量才，了解我和爱护我的是邹韬奋和马荫良。”马荫良曾任史量才秘书，史量才遇害后，任《申报》馆代总经理、总经理。1937年因拒绝日军对《申报》实行新闻检查，宣布自动停刊。

　　戈公振的朋友圈除了报界同仁，还有不少作者，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陈学昭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初，当时戈公振任职的《时报》发起征文活动，陈学昭的应征文章《我理想中的新女性》刊登了出来。戈公振在给素昧平生的陈学昭寄稿费时，给她写了一封勉励信，此举让陈学昭受到很大激励。两年后，即1925年11月，正在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并参加进步文学团体“浅草社”的“文学青年”陈学昭，在《时报》馆第一次见到了戈公振。陈学昭后来回忆道：“他有一个高高的个子，长而略带方的面孔，很清秀，戴着一副银丝（框架）的眼镜，完全是一个英国式的绅士，态度和说话非常持重。”陈学昭后于1927年5月至1935年两次赴法国，在戈公振的推荐和帮助下，她先后任《大公报》驻欧洲特约记者和《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后获得法国克莱蒙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戈公振考察欧洲，6月30日他在巴黎和陈学昭见了面，在后者印象中，“他（戈公振）的生活显得非常有规律，要做的事情都安排得有条有理，机警、敏捷，不拖泥带水，也是最遵守时间。最使我吃惊的是：每当看到他的旅行箱，他的箱子里有次序地放着他的手册、照片，各国的电车票他都保存了下来，有几张车票后面他还注了字，某月某日某剧院看某戏之类，没有一点不是精明的。那些照片他拿给我看过之后，又整齐的理好”，“他待人诚恳，为人有涵养，虚心，不多讲话，总是听别人说，自己很少讲，也是一个异常厚道的人。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嘲笑或刻薄别人的话，往往提到别人的优点，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还有让陈学昭难忘的是，1932年她在法国克莱蒙大学撰写《中国的词》博士论文，因无资付印，致信戈公振，戈公振当时正在国外考察，接信后即汇去1500法郎资助陈学昭。

　　1935年秋，邹韬奋、胡愈之致电正在苏联的戈公振，希望他尽快回国，共同创办《生活日报》，以宣传抗日救国。戈公振接电后，即取道西伯利亚踏上回国行程。在途经海参崴时，他出现了突然昏厥及小便呈青莲色的异常情况，但并未引起他的重视。10月15日下午，船抵上海，邹韬奋等前来迎接。在码头等候行李时，戈公振迫不及待地向韬奋他们了解上海报界和中国时局近况。话间戈公振也告诉他们，他在旅居苏联时，亲眼看见拉丁化新文字的伟大作用，所以日后他将努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这次回国就带了许多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材料，他会整理出来，提供国人参考。

　　当晚，戈公振下榻于新亚酒店。他告诉韬奋，打算在上海休息两天，然后即赶去南京。但事实上戈公振根本休息不下来。第二天一早，他即去拜访狄楚青，下午约马荫良至哈同路（今铜仁路）257号史量才灵堂进行吊唁。又一日会晤李公朴，两人畅叙积愫。戈公振向李公朴讲述了俄国近况和自己考察各国经过，还说到他“本可在莫斯科多住些时候，但眼望自己的祖国这样的受人欺压侮辱，感到自己的责任，就觉得有从速返国的必要”。谈到国内形势时，戈公振说：“只要国人肯努力，中国定有救。”此外他还到《时报》馆访问友朋。

　　连日忙累，戈公振终于病倒了，未及赴南京先住进了虹桥疗养院病房。上海市红十字医学院医生黄秉奇、梁福莲初诊为疟疾和肝炎，后诊断为盲肠炎，需手术。10月21日做手术后，戈公振全身出现红疹，入夜开始高烧；至晨呼吸急促，验血后发现血里有毒。此时戈公振自知病情严重，连忙召来妹妹绍怡，告诉她，他身后遗稿可请生平好友韬奋整理。中午12时，韬奋接到绍怡告急电话，即和马荫良赶到医院。

　　见到好友，戈公振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韬奋兄……我的身体太弱……这次恐怕经不住……我有几句话……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完全写过……关于苏联的视察记，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宝权接下去……还有关于世界报业考察记，材料都已有，可惜还未写出来……”最后他交代好友：“死我不怕，有件事要拜托你们……我看已不行，请问问医生，如认为已无效，请她就替我打安眠针，让我即刻睡去。把身体送给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

　　当天下午二时，一代报人戈公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