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彭德怀在前线视察。（资料图片）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这是我党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戎马一生、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敢于和善于打大仗、硬仗、恶仗、难仗，多次临危请命、临危受命、勇担重任，充分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贯彻中央决策的坚决和落实中央部署的自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在1935年赞扬彭德怀的诗句可谓对彭德怀这种作风的真实写照。

　　长征途中，勇往直前：“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伟大胜利的革命壮举和壮丽史诗。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重要领导人，彭德怀率部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攻占娄山关、力克遵义城，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一路向前挺进。为了正确无误地实施指挥，彭德怀常常冒着战火硝烟，奋不顾身，亲临前线，实地察看地形及敌情，力争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多次告诫指挥员：“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

　　在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中，敌军纠集重兵与红军前锋部队抢夺渡口。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指令：“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湘江两岸的界首、光华铺、枫山铺和新圩、杨柳井等地，与国民党重兵浴血奋战四昼夜，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

　　在取得战略转移主动权的抢渡金沙江战斗中，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其他红军部队一道发扬敢打敢拼、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云南禄劝县皎平渡口与敌人激战，为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扫清障碍，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彭德怀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在识破和粉碎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后，彭德怀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决定，坚决维护遵义会议形成的政治局面，毅然率部随党中央北上，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红军的团结，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彭德怀不仅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而且在识破张国焘的阴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其危害党中央。他每天都到前敌总指挥部了解情况，当发现陈昌浩上午还谈北上，下午则完全改变了意见时，“即赶到毛泽东处告知此事”，提醒党中央采取预防措施。为以防万一，彭德怀还秘密派一个团保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安全。对此，张爱萍回忆说：“长征到达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武装挟制毛泽东及党中央南下。一天夜间，彭总突然来到我们团宿营地，对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要我们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他亲自率领一个团护卫中央机关秘密撤走。”

　　在红一方面军准备与陕北红军会师时，国民党何柱国部骑兵第2、第6师和马鸿宾部第25师跟踪追击而来，毛泽东下令：“决不能把尾追红军的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要坚决果断地把‘尾巴’切掉！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而且一定要打好。”彭德怀受命指挥切“尾巴”的战斗，将装备优良、气势汹汹的敌骑兵师击溃，干净利落地将敌军挡在了根据地之外，使其短时间内再也不敢前来滋扰。毛泽东目睹了这场英勇的战斗。当他观察战场情况，从望远镜中看到彭德怀提枪勒马、指挥部队冲杀时，欣然挥笔写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转战陕北，以少胜多：“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而在其他战场转取守势。蒋介石调集34个旅25万余人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以其优势的兵力，一举夺取延安，“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并截断匪军由大连及来自东北之海陆补给线，断绝其外援”。

　　在大敌压境、兵临城下的严重形势下，如何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全，保卫并巩固陕甘宁边区，安定全国各解放区的军心、民心，已成为彭德怀反复思考的头等大事。3月上旬西华池战役后，胡宗南主力正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准备向延安进攻。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向部队宣讲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赶到防卫延安的主阵地南泥湾，检查教导旅的设防情况，并指示该旅旅长罗元发：“要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余裕时间。”这时，彭德怀已深感边区部队加强统一指挥刻不容缓。

　　彭德怀从党和革命的全局出发，决定挑起指挥边区部队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重担。3月12日，他回到延安，在向毛泽东汇报了视察部队的情况后，即主动请命：贺龙同志在晋绥，“在贺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彭德怀的请求。3月16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从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3月20日，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重新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计2.6万余人。

　　党中央、中央军委分析形势后认为，敌军兵力十倍于我，我军正面防御作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决定主动放弃延安，把延安东北山区作为初期战场，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用“蘑菇”战术疲惫消耗敌人，之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孤立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壮大我军力量，逐步改变西北战场的形势；同时要让胡宗南集团进入陕北后无法脱身，以利于其他战场我军作战。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作战方针和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彭德怀率部与强敌周旋于陕北，以1比10的绝对劣势兵力，一个半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而且牵制了数十万国民党军主力于陕北，既保卫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也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战略作战。

　　陕北三战三捷后，有人在一次会议上说：“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应当说，这话并不过分，如果没有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如果不是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怎么能够仅以2万多人就把十倍之敌打得抱头鼠窜、丢盔弃甲呢？对此，彭德怀严肃地说：“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部队指战员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还说：“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有负中央的重托，那就对人民有罪。”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坚决执行命令。”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毛泽东经过艰难的抉择，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10月4日，彭德怀紧急来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援朝的会议。5日，毛泽东单独与他谈话，表示拟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率兵援朝，征求其意见。彭德怀没有任何推诿，表示服从中央决定。下午，彭德怀在政治局讨论出兵的会上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后来，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在此期间，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指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指示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作战，采取零敲碎打牛皮糖的战术，一次歼敌一小部分，积小胜为大胜。到1951年6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连续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敌人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经过几番血与火的较量，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在这场不对称的现代化战争中，彭德怀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依靠祖国人民的全力支持，率领人民军队以大无畏的气魄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克服技术装备劣势和异国作战、后勤保障极端困难等诸多不利条件，战胜了拥有第一流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