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很可能非常看重自己早期的文言论文

　　图为中文剪报中《科学史教篇》的两页，右边页上有几处文字用黑色墨水进行了校改。（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作为一位旗帜鲜明的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往往与文言文相去甚远。很多人认为，鲁迅对于文言文的态度是不重视的，甚至是反对的。他早年曾经写下过《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数篇文言论文，但他在公开的文章中并不十分肯定这些少时作品，用的评价也是“生凑”“生涩”。

　　但或许，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他本人并不这样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最近对一本剪报中的校改笔迹做了开创性研究分析，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编者

　　嘉宾：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39例校改与之后出版时完全一致，鲁迅对自己的文言文“少作”并不只是“敝帚自珍”

　　记者：通常以为，鲁迅作为“白话文运动”旗手，对文言文一直不太重视，甚至很排斥。听说你最近有一些新发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郜元宝：这次主要研究鲁迅博物馆收藏的“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期所制中文剪报的旁改文字，我发现鲁迅在“文学革命”之后，对自己的文言文“少作”念念不忘，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阅读、精校，并一直打算正式出版。鲁迅说他只是“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才决定将这些文章编入《坟》。从这次的研究看，他绝非“偶尔看见”，而是念兹在兹，经常摩挲披览。我们不能被鲁迅的自谦之辞迷惑了。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非常看重他早年的文言论文，这个问题应该值得我们予以充分的重视。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研究？

　　郜元宝：鲁迅将早期论文的主要部分陆续编入《坟》和《集外集》，论到这些“少作”，他的文字却过于幽婉，不易忖度其真实意图，对早期论文的具体内容更是三缄其口，令人感到《坟》《集外集》的编集不过是敝帚自珍，别无深意。

　　从1950年代开始，鲁迅早期思想研究在中外学术界一直不曾中断，近年来更是如火如荼，但反映鲁迅早期思想的那几篇文言论文在鲁迅自我意识中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一直缺乏来自他本人更明晰的表述。对中文剪报旁改文字的研究，可望消除这种焦虑。

　　记者：关于这份剪报，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郜元宝：1960年代中期，北京鲁迅博物馆从钱玄同家人处获赠一批书物，其中有装订成册的中、日文剪报各一份，当时即被认定为鲁迅所制，一直收藏于鲁迅博物馆，1994年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日文剪报，为日译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短篇小说十篇，有关内容陈漱渝先生已有专文论述。

　　中文剪报，有毛笔手书的“目次一”“目次二”，鲁迅《人间之历史》（鲁迅后来改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和译作《裴彖飞诗论》赫然列于“目次一”。另有章太炎、周作人、汤增璧、许寿裳、陶成章、刘师培、黄侃等诗文若干。全本剪报共60篇诗文，分别载于1903-1908年《民报》《天义报》《浙江潮》《河南》诸杂志，作者基本为光复会成员。对中文剪报，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不多，只有北京鲁博文物专家杨燕丽等撰写的简要介绍。

　　中、日文剪报属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庋藏严谨，借阅不便，大规模学术研究一直难以展开，就连命名方式也五花八门，或称“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编排的“文辑”，或称“周氏兄弟”早年论文集，或称“周氏兄弟”所编资料集。在今年九月北大中文系举办的“周氏兄弟与文学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建议不妨定名为“鲁博所藏周氏兄弟留日时期所制中日文剪报”，或分别简称“日文剪报”“中文剪报”，因为内容都是当时发表于东京中日文报刊上的诗文作品，“周氏兄弟”将它们从原载报刊“拆出”，再装订成册。

　　这次感谢鲁博特藏部文物保管专家们的大力协助，使我得以从容拜观中文剪报，发现其上竟有大量校改，随即拍下近两百幅照片。我这次的研究绕开中文剪报内容以及“目次”的笔迹问题，主要从以往几乎无人注意的旁改文字入手，进一步探讨剪报的制作者、制作时间、制作目的和旁改文字的完成时间，希望在此基础上对鲁迅思想与创作历程的一些关键问题作出新的推测与判断。

　　记者：认定中文剪报为鲁迅所制，旁改文字也出于鲁迅之手，根据是什么？

　　郜元宝：我发现针对中文剪报中《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的校改，有39例与这几篇文章在鲁迅手订的《坟》（初版本）以及后人编辑的《集外集拾遗补编》所收《破恶声论》完全一致，其中九例涉及外国人名书名校改，难度更高。如此“精校”应出于鲁迅本人之手。

　　鲁研界此前判断中、日文剪报为“周氏兄弟”所制，最有力的旁证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听课笔记，因为有藤野先生的“改正”，当时就“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1950年代初找到了这些医学笔记，1990年代初，经中日两国专家调查鉴定，确认这些医学笔记出自鲁迅之手。医学笔记的装帧格式跟中、日文剪报一模一样，这就有力地佐证了中、日文剪报均出于“周氏兄弟”（主要是鲁迅）之手。

　　其次，《知堂回想录》提到“周氏兄弟”在日本大力收集日文报刊上俄国小说的情景，当时他们遇见喜欢的就“拆出保存”。周作人没说后来又装订成册，但他至少提供了一条与日文剪报有关的宝贵线索。

　　但关于中文剪报，遍查“周氏兄弟”著作、书信与日记，均无直接记录。研究者们总希望这方面的证据越多越好。在“医学笔记”鉴定完成之前，一些文物专家推定中文剪报为鲁迅所制，主要证据是剪报内容和“目次”笔迹。剪报内容囊括鲁迅留日后期几乎全部重要论文，当时即据此判断剪报为鲁迅所制，其实周作人或其他人（比如同为章太炎弟子的钱玄同等）也有可能制作这份剪报。至于“目次”笔迹，有专家认为“一望可知”为鲁迅手书，但鲁迅同一时期手稿存世极少（仅两页《〈劲草〉译本序（残稿）》以及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周作人译《神盖记》上鲁迅校改文字），缺乏进行比对的足够材料，而此前的医学笔记全部以硬笔书写，也不宜与毛笔手书的中文剪报“目次”直接比对。总之仅从剪报内容和“目次”笔迹来判断中文剪报制作者为鲁迅，把握不大。

　　经过这次对校改文字的初步研究，可进一步认定这是由鲁迅主导、周作人参与、兄弟二人在留日后期所制剪报。中、日文剪报的编排与装订款式高度一致，判定中文剪报出于“周氏兄弟”之手，等于同时判定日文剪报的制作者也是“周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