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三任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曾经提到过自己“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这是指他从参加南昌起义至红军长征结束期间，先后三次出任参谋长的往事……

　　周恩来的提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进入生死关头。为反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刘伯承等先后到达南昌，在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决定成立军事参谋团，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负责制定军事计划，组织相关军事工作。周恩来提议刘伯承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据周恩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就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南昌起义取得成功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部队决定南下广东东江地区，以便组织力量，重新北伐。随后，南昌起义部队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虽然相继攻下了瑞金、会昌等地，但因沿途所遇反动军队十分强大，部队损失很大，部队处境十分危险。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分兵行动，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部队进入湘粤赣开展游击战争，后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刘伯承、贺龙等率领部分人员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到香港，然后转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重新分配工作任务。

　　1927年11月，刘伯承根据组织安排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到此，刘伯承的参谋长职务中止，这也是他自己所说的“一败”而去职。

　　遭排斥被撤职

　　1930年7月底，刘伯承由苏联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

　　1932年10月，来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共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同时，他利用战斗之余发表大量文章，提出了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系统地提高了红军干部的军事水平。

　　1933年9月，李德到苏区，实际上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李德“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严重，且作风蛮横，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刘伯承很快就发现李德的军事指挥有问题，多次公开向李德建议，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不但未得到重视和采纳，反而引起了李德的反感和怨恨。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痛心无比的刘伯承当即指出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策略，否则会成为千古罪人。李德不但不接受，反而公开训斥他：“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争论起来，闹得很不愉快。

　　几天后，李德到总参谋部，几个机要员恰巧在路边烧火做饭，李德觉得他们挡了自己的路，一脚就把饭锅给踢翻了。赶来的刘伯承忍无可忍，再次当场与李德吵了起来，他直接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由于李德的排斥，刘伯承不久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职务被贬也未能改变刘伯承对错误军事指挥的看法，他在红五军团营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长征的动员报告中，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并指出：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不惧威胁坚定工作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湘黔桂交界的贵州省黎平县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这个会上，刘伯承被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组织了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为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附近会师，张国焘依仗自己兵力强，个人野心膨胀。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和时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率领。行军到阿坝地区，张国焘擅自分裂红军，不按党中央的指示行事，自行决定南下，这一错误行径遭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强烈反对，两人几次向张国焘提出建议，要求其停止南下。为揭穿张国焘借口葛曲河夏季涨水不能通过而要拖着左路军南下的阴谋，刘伯承亲自渡过葛曲河，向指战员们表明左路军改北上为南下不是由于葛曲河的天然障碍造成的。

　　此后，刘伯承多次表明支持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方针，陈述全国形势和左路军面临的困境，说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10月5日，他参加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强调红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困难，只有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争取好的前途。张国焘于1936年2月宣布将他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免去，并“下放”他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校长，刘伯承不惧威胁，仍然坚定地做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

　　6月，刘伯承奉朱德命令任先遣司令，率第三十二军一部与第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会合。7月初，他到第二方面军给干部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按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并在甘孜参加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会议，并据理力争，迫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期间，他写出多篇著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28日，刘伯承奉命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2月7日，中央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刘伯承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作者为解放军某部军史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