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从在上海到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

　　今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1898-1958）是中国文学家、翻译家、藏书家，曾担任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万册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正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本文摘自郑振铎秘书谢辰生的口述回忆《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谢辰生口述、姚远撰写，三联书店2018年版）。谢辰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他以自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回忆了郑振铎生平、经历和他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的贡献。“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本刊将分三篇陆续刊发，此为第一篇。

　　郑振铎

　　郑振铎在上海

　　1946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跟着谢国桢到了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玉请我们吃饭，郑振铎作陪，他们都是老朋友，多少年没见了。郑先生是大学者，我那时高中还没毕业呢，对他很崇拜、很向往。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郑振铎说他现在太辛苦了，又要接收文物，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托他接收敌伪的文物；又要搞民主运动，搞上海的进步杂志《民主》《周报》，很需要人来帮忙。徐森玉说：“谢辰生刚到，他一年轻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是刚主的弟弟。这个年轻人给你帮帮忙不是正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太赞成了，那不等于给您当学生吗？”郑振铎说：“那好啊，就这样吧”。接着徐森玉跟我说：“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你还不能老在郑家。因为现在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要搞一个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的目录，拿这个目录追索、讨要文物。”这是徐森玉接的这个活儿，他对我说：“我也需要你这个年轻人。”郑先生就说：“那你明天就到我家来吧。”我那会儿没事儿，后来就上半天在徐家，下半天在郑家，一半儿一半儿。这是见到郑先生第一面，谈笑风生，说话很痛快。那时候他名气很大，他能要我，我说：“那我一定干啊，我就是给您当小学生，帮您忙。”

　　这就开始编这个《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怎么编呢？就把所有出版的目录，日本出版的书，中国出版的书，只要知道在哪儿的，都编一个目录。一开始有三个人，我、吴静安、程天赋，他们俩干了一个来月，觉得这个活儿太累，另外也没太大兴趣，就走人了。但我有兴趣，毕竟过去在家里知道些文物知识，字画也好、善本书也好，都明白点儿。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就留下来了，一个月以后就剩我一个光杆儿司令了。谁来管我呢？是顾廷龙，合众图书馆馆长，他来主持。我们就找各种书，除了合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找，上海四马路的书铺也找，私人收藏也找，弄了很多书。结果在这些书里面把这目录誊下来，注明哪年哪月哪本书出的。怎么写呢？就是写复写纸，因为人家要好几份，一次写四篇，得写两次。那时候真是累得够呛，天天吭哧吭哧地写。可也有好处，对文物知识熟悉多了，目录里各种文物、善本书什么的都有。书完成后交给教育部，留下了几本。这部书前后搞了九个多月才完成。当时做完了就完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完了以后就在郑先生那儿管郑先生的事儿了。目录编好以后，交到教育部，最后文物索讨也没索讨成。

　　完成编《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任务后，我就一直帮郑先生做事，就住在他家，在静安寺庙弄。1947年，郑振铎让我和孙家晋，还有个中央图书馆的人，一起去迎接王世襄从日本押运回国的善本古籍，一共107箱。后来这些书大部分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剩下的几百本留在上海。那几年，郑振铎太忙，有很多书和资料需要整理，就让我先帮忙把他的书好好地都整理好，编成目录，他需要什么材料的时候再查一查，帮他找出来。他出书要下厂，我就去下厂。那时也没有什么薪金不薪金，就在他家吃饭，每个月给我点零花钱，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零零星星地在他家里干点琐事，后来他小孩郑尔康上学，还兼职给他孩子补些课。

　　曾任郑振铎秘书的我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

　　在这阶段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郑振铎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党胡作非为的。他家是一个小楼，有个客厅，我就在客厅办公，来来往往的人都见过。郑振铎发起的民主促进会，就是在我待的那个客厅成立的，他是民进的发起人，后来倒是不怎么参加了。他搞民主运动，民进在家开会都在那个小客厅，我都在旁边听着，听他们讨论怎么实现和平，怎么搞建设。民进里面我最熟悉的就是周煦良，他是周叔的侄子、周学熙的孙子。政治倾向方面我受郑振铎影响很深，因为我想参加革命，在政治上我跟他是一致的。郑振铎来往的人全是郭沫若、翦伯赞等名家，我也经常给他们送信。我知道郑先生跟共产党有联系，好多往来的人我也叫不出来名字，那时候他们名字都是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给郑振铎的民主事业工作，我过去一直没有强调这些经历，其实我参加革命工作从那时候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