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慷慨“自白” 大义赴死

　　在监狱里，他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却宁死不屈，留下著名诗篇《我的“自白”书》。

　　在刑场上，他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被敌人称为“慷慨悲歌之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和面向未来的态度，和同志们留下了一份披肝沥胆的报告。这份报告凝聚成的“狱中八条意见”，至今仍发人深思。

　　他就是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出生于河北香河的革命烈士陈然。他只走过了26岁的短暂人生，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宁死不屈留下著名诗篇《我的“自白”书》

　　1948年4月22日晚，重庆渣滓洞，一位青年被连夜押送到审讯室。就在当天傍晚，他在家中赶印第23期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时，被踢开房门冲进来的特务逮捕。

　　面前的他年纪轻轻，长相清秀，一副知识分子模样，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张嘴，起初经验老辣的特务们自认并不难办到。

　　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名叫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香河。

　　虽然只有25岁，但此时的他已有多年革命经验。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随父迁徙湖北。1938年夏，年仅15岁的陈然在鄂西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战剧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剧团，陈然利用演出空闲时间，先后阅读了《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和《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书籍。1939年春，陈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涉及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敌人急于从陈然口中得到情报。因为，从1947年7月到1948年4月，一期期按时印发的《挺进报》，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给无法得知党中央消息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带去了最美好的声音和希望，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军统特务穷尽心力，却始终未能破获。

　　陈然在狱中受到特务们“重点关照”。军统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提审，在他看来，如陈然之类的青年人书生意气、家庭观念浓厚，只要重刑拷打，重金诱惑，不怕不招供。面对用刑、逼供、恐吓、欺诈、利诱，陈然自始至终没有吐露《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他一口咬定《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

　　特务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个文静年轻人，不仅参与了《挺进报》的印刷工作，而且是《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此前他还受党组织领导参与筹办了杂志《彷徨》。

　　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青年人中较为普遍存在的苦闷彷徨现象，党组织决定创办一份名为《彷徨》的杂志。中共南方局以《新华日报》的名义，同陈然等一批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杂志于1947年元旦创刊，陈然担任刊物的通联工作。在白色恐怖中，陈然机警、沉着，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除通联工作外，他还为筹措办刊经费，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用作办刊经费。

　　《新华日报》被迫撤离重庆后，陈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7年夏，他收到了香港党组织邮寄的《群众》周刊，上面刊载了大量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陈然和其他同志商议，决定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遂于五一节期间印发了第一期无名的油印报，这就是《挺进报》的前身。

　　油印报印了几期，引起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注意，他们派人同陈然等人取得联系，并将无名的油印报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机关报。

　　为了保密，陈然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自己位于野猫溪的家里。

　　1947年7月，《挺进报》创刊。陈然白天到粮食公司上班，晚上负责《挺进报》的印刷任务。刚开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张蜡纸最多只能印六七十份报纸，虽经重刻重印，最多也只能印200多份，而市委要求印300份。陈然仔细对蜡纸、油墨、纸张进行研究，反复进行试验，使印刷份数和质量不断提高，最多时一张蜡纸能印2000多份。

　　1948年2月，陈然被指定担任《挺进报》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不久又担任代理特支书记，全面负责《挺进报》的工作。

　　纵使种种酷刑用遍，威逼利诱种种招数使尽，面对陈然的抵死不招，车轮大战式的审讯最终陷入僵局……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作为重犯，陈然从渣滓洞监狱被转押到白公馆监狱。此时的陈然，早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腿部严重受伤，但这首著名的诗篇《我的“自白”书》却已经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

　　在就义的前几天，陈然曾对同狱室的难友说他想写一首诗，题目叫《假如没有了我》，他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将诗的内容一句句告诉了这位难友。后来难友脱险出狱，整理发表了陈然的遗诗，这便是那首振聋发聩的《我的“自白”书》。

　　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

　　在小说《红岩》中，沉着而坚毅的成岗为很多人所喜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他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1949年2月，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刚刚被转押至此的罗广斌，在牢房里结识了年轻的陈然。罗广斌，就是后来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而陈然就是这部小说的人物成岗的原型。

　　陈然曾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文章不过1000余字，却气势磅礴，道尽气节精髓。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如果我被捕了，请组织上放心。”陈然被捕前经常对同志们说这句话。

　　事实证明陈然做到了。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起考验的重担。”在《论气节》中，陈然曾有过这样的表述。面对非人的折磨，陈然只要“悔过”便能重获自由，但对于这样的“自由”，他断然拒绝。

　　事实上，陈然本来有避免被捕的机会。被捕前，陈然曾收到了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发来的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收到此信，陈然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因无法确定该信是否真实，又担心贸然行事造成不良后果，陈然决定，哪怕出现最恶劣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消息，决不撤离！

　　于是他决定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持把第23期《挺进报》印刷发行出去再转移。不料，未能如愿。

　　在敌人闯进来前，他将《挺进报》发行名单撕碎用水吞下。

　　什么是“高度的理性”？陈然认为它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背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

　　正是有了这种“高度的理性”支撑，陈然在被捕后经受酷刑折磨不改其志，并在狱中仍坚持工作。

　　到白公馆监狱不久，陈然和狱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凭着记忆把一些胜利的消息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小纸片顺着一个秘密孔道，传到难友手中，小小的纸片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

　　与此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将一条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狱中，并通过“狱中挺进报”传播开来，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陈然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用脚镣、手铐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来表达胜利的喜悦。他们还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胜利的来临，使他们暂时忘却了身陷囹圄的痛苦，喜悦的心情，使他们对未来产生许多憧憬。

　　但时隔不久，陈然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

　　虽无缘看到梦想中的新中国，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令他满心喜悦。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与一起赴刑的同志互致革命的敬礼，笑赴刑场。

　　小说《红岩》中的成岗，则是陈然这种气节的集中再现。

　　“狱中八条意见”参与制定者

　　今天，在白公馆二楼东头最后一间牢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写有“狱中八条意见”的铜牌。这八条意见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朴实无华的八条意见明白简洁，却内涵丰富，它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

　　1949年12月25日，从国民党撤离重庆前的大屠杀中侥幸脱险后不到一个月，罗广斌向党提交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八条意见”便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

　　虽然报告的执笔者是罗广斌，但报告的内容却是张国维、江姐、陈然等革命者们发起并集体讨论形成的。

　　作为报告发起和主要讨论者之一，自身的被捕经历，和在狱中亲眼目睹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使陈然开始深入思考党的领导干部叛变的内在原因。

　　李文祥被捕入狱后与陈然同囚一室。由于特务们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情感上的最后一丝防线被击溃，在坐牢8个月后，李文祥趁放风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供出了16名同志。在此之前，李文祥曾同陈然表达过自首的想法，陈然不惜以自己“跳楼自杀”相阻止，但并未奏效。

　　为此，当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陈然、刘国等同志囚于一室后，曾多次就此事件引发的教训进行深入讨论。

　　事实上，陈然不仅贡献了报告的内容，这份报告最终得以保存，陈然也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11・27”大屠杀中，正是在被陈然等人策反的看守杨钦典的帮助下，罗广斌才得以带领尚未被杀的十余名难友冲出白公馆，“狱中八条意见”才得以面世。

　　而陈然，正是最早在狱中与杨钦典接触并对其开展策反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

　　“陈然在狱中的凛然正气和审讯室里那种不屈气节，令我很敬佩。”在一份回忆资料中，杨钦典曾经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望着这位年纪不大、眉清目秀的白面书生被打得皮开肉绽依然不肯屈服的样子，我既感到震惊，又有些不解，不明白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让这些‘共党分子’竟然一个个都是那么坚定而强硬。”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枪杀于重庆大坪，年仅26岁。

　　陈然就义时，用已经被五花大绑的双手，扯下了身后的“死囚”标签，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特务硬是把他拉转过去，他又转过身来，身中数枪都没有倒下去，还一直高喊着口号，最后特务们不得不用机关枪扫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