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联大：中共敌后创办的首所高等学府

华北联大学员进行备战工作――挖防空洞。

华北联大校旗在晋察冀边区高高飘扬。

戏剧系学员和村剧团群众在一起。

华北联大学员创作的街头画报。

　　［阅读提示］

　　作为中共在敌后战场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华北联合大学坚持向着革命化、正规化、知识化方向发展，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战争需要又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有效模式，是中共探索新式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同时，这所学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干部，对于坚持华北抗战，开展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各条战线工作，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所学校诞生于延安，却专为支援华北敌后战场而建。

　　华北敌后一支铁的文化纵队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敌后方开展国防教育，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刻苦，我们坚定……”

　　1939年秋，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城南庄迎来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打着第五纵队独立旅的番号而来，但他们并不是正面与敌人厮杀的战士，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支援华北敌后战场，却一不带枪二不带炮，徒手而至。

　　他们，就是有“铁的文化纵队”之称的华北联合大学的1500名教职学员。随着他们的到来，边区的上空开始回荡起这样一首慷慨雄壮的《华北联合大学校歌》。

　　这所大学专门为支援华北敌后战场而开办，但它却诞生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实践中，中共逐渐认识到培养大量优秀的干部从事各项工作的必要性，认识到这些干部除了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还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闫丽介绍，当时，延安已有几个学校在训练抗日的各种干部，由于华北敌后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于1939年7月7日举行了成立大会。

　　五天后，华北联大的1500名教职学员便从延安出发奔赴晋察冀。一路上，他们爬过大山，渡过奔腾不息的黄河，冲过日军防备严密的重重封锁，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城南庄，这里是敌人的后方，是抗日的前线。

　　华北联大是中共在敌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

　　对于华北联大的任务与使命，《华北联合大学章程》曾鲜明指出，“华北联合大学应该是推进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杠杆。因而，帮助华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各界培养、提高各种干部，推动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就是华北联合大学最主要、最实际的任务。”

　　华北联大为抗战服务，也随着抗战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华北联大辗转多地艰难办学，阜平、平山、唐县，以及张家口、辛集、正定等地，都曾见证学员们艰苦奋斗的身影。

　　在此期间，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华北联大迎来过办学的高潮，也陷入过低谷，在院系设置、招生对象等方面不断做出调整，但它始终坚持斗争在民族独立和解放战线的最前沿。难能可贵的是，在动荡的办学条件下，华北联大还出现过全校教职工和学员超四千人的盛况。

　　1940年下半年，面对人才培养的紧迫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指示，华北联大逐渐扭转战时教育模式，从机构建制和教学体系上加大完善力度，开始向着正规化方向发展。在学制上，增设了本科和预科教育，使得学制更加完善。在院系设置上，将各部改为学院。至1942年7月，华北联大已设有法政学院、文艺学院、教育学院和群众工作部、中学部。学员超过三千人，全校教职工和学员超过四千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寇进犯的国土面积不断扩大，国内许多知名学府遭受劫难，大批高校迁往大后方坚持办学，剩下的高校也基本处于停课状态。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华北联大却临危不惧，‘逆流而上’，挺进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坚持办学。”闫丽表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华北联大不仅坚持敌后办学，还得到壮大发展，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日军投降后，华北联大进入张家口后复校，恢复原来的文艺、法政、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文艺工作团。1946年6月，新成立外国语学院，下设俄文、英文两系。这一时期的教职工和学员，始终保持在一千余人。

　　随着内战全面爆发，华北形势骤然紧张，华北联大由张家口撤出，前往河北省中部平原办学。

　　此后，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给华北联大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区内的教育机构也随之进行大规模调整。根据中央部署，1948年8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

　　为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教育开辟道路

　　九年艰苦办学，华北联大的师生们可谓颠沛流转，备尝艰辛。

　　在艰苦的敌后办学岁月里，广大师生白天行军，途中休息时就聚集隐蔽在树林里上课。天暖时，树下就是课堂，背包当作板凳，膝盖就是课桌。天冷时，借老乡两间闲房当作教室，搬来一排排片石或檩条当作座椅。此外，学生们还练就出敌人“扫荡”我转移、放下背包就学习的战时本领。很多师生都参加游击队、武工队，深入日军据点进行宣传，甚至直接和日军进行斗争，牺牲的人数已无法统计。

　　即便办学条件如此恶劣，在党的领导下，华北联大始终坚持向着革命化、正规化、知识化方向发展，逐渐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战争需要又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有效模式，成为当时全国高等教育领域一所令人瞩目的高等院校。

　　在办学方针上，它强调为革命斗争需要培养干部。华北联大不同于旧大学之处在于它是为现实服务，是在实践中培养人才的学校。在整个存续期间，华北联大始终坚持这一办学方针，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对象、学习期限等，一切都服从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华北联大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学校在行政上设立了政治指导处，负责全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院系设立政治指导科，一般由各部（院）党总支书记兼任科长。同时，学校还高度重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主渠道作用，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全校的公共必修课。

　　改造青年的思想，使青年认清时代认清自己，确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是华北联大政治学习的目的。

　　而在教学实践中，华北联大以启发式教学为特色，探索了一套有效的教学程序，即引言―阅读―讨论―解答问题。在课程范围内，教员会针对班上情况，规定学习材料进行讨论。一般教员会先做一次引言，明确本门课程学习目的和重点，接着，学生便自由分组进行漫谈会和讨论会，最后，学生们将学习过程中形成的问题交给教员，教员加以组织系统化，为同学们解答。

　　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在回忆华北联大时，特别对这种教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强调，之所以提倡自由讨论式教学，主要是灌输式教学不易开动学员脑筋，不能深刻地了解问题，特别是“讲授容易有教条主义的倾向，难以符合实际要求”。

　　“学以致用”始终贯穿于华北联大的办学精神之中。

　　1946年8月到1948年3月，华北联大教职员工怀着极大热情和新鲜感，参加彻底消灭千年封建剥削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锻炼。

　　他们和地方干部编为工作队，分小组到各个试点村，帮助群众搞土改。据统计，联大教职员工共有1200余人参加了宣化、万全、正定、井陉等11个县的土地改革，帮助贫雇农分到了土地。虽然中断了一些专业课的学习，但通过参与土改，学生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住在贫下中农家，亲身体验了“糠菜半年粮”的贫困境况，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革命的初衷。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华北联大打破了很多旧式大学的‘成规’。”闫丽表示，华北联大办学时期正处于中共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如何创办高等教育的关键时期，华北联大为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教育开辟了道路。

　　正如《晋察冀日报》所评价的那样：华北联合大学“正在为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教育开辟道路。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并实行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研究，她创造了一套新的教学制度与教学方法，实行了政治指导与教育作业合一。和中国的旧教育正相反，联大是实行抗日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兵团，是自由幸福的乐园。”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华北联大办学期间，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始终与革命形势紧密相连，是中国革命的活跃力量。

　　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从1939年至1945年，华北联大在残酷的敌后战争环境下坚持办学，整整六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培养了近8000名干部，其中政治、经济、行政干部3000多人，教育干部3000多人，文艺干部1000多人。此间经过华北联大培养一个时期即分配工作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

　　1945年8月到1948年8月，华北联大共培养、输送各类干部近2000人。

　　华北联大培养的干部，有的在残酷的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骨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学员后来成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佼佼者，如著名经济学家苏星、工业经济学家塞风，著名学者孙敬之、刘佩弦、彭明，著名文学家杨沫、秦兆阳，著名作曲家王莘，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王昆，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著名画家李琦、冯真夫妇等。

　　此外，华北联大也为繁荣学术文化活动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华北联大拥有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下，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抓紧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活动。著名学者李凡夫于1940 年发表了题为《沦陷区的土地问题》的文章，详细阐述了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土地问题；著名学者江隆基于1941年发表了题为《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以及文化事业在对敌斗争中的重大作用等问题；著名学者、翻译家沙可夫编译了许多外国名著，如高尔基、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的经典作品……

　　除个人研究外，华北联大的学者还积极倡导和组织相关学术活动，如成仿吾、江隆基等在 1941年发起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新哲学学会和新教育研究会；何干之发起成立了鲁迅研究会；于力等发起成立了燕赵诗社。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成立大会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到场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师生“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

　　在办学期间，华北联大不仅培养了一批青年艺术家，而且始终扎根民众，文艺学院戏剧系的学生经常帮助村剧团一起搞创作、排演，音乐系的学生经常教各群众团体唱歌，文学系主办的街头诗周刊和美术系主办的街头画报，很受群众的喜爱。通过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广大师生为推动文艺与群众运动的有机融合，为宣传和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本版图片由记者周聪聪翻拍自《华北联合大学1939―1948》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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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大学：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

　　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虽然华北联大就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它在战争岁月磨砺出的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的宝贵办学经验，却并未就此消失，而是随着并校，成为华北大学发展的坚定基石，继续为中国教育事业书写辉煌篇章。

　　华北大学总部设在正定天主教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6医院内。

　　中共中央将华北大学纳入了正规高等院校的序列，赋予华北大学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建设新中国新型高等学校典范的重任。

　　华北大学汇聚了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文化精英，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艾思奇、艾青、丁玲、贺敬之等等，此时的华北大学真可谓是名家聚集、大师荟萃的学术殿堂。

　　华北大学虽然办学不足两年，但为国家培养了近2万名干部，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建设战线。文艺界名人如著名演员朱旭、蓝天野、胡松华等，作家徐光耀等，此外名记者、名画家、名编导更是人才辈出，灿若星辰。

　　除了培养人才之外，华北大学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孕育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各具特色的高等院校。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华北大学各部院或发展成为新型的独立院校，或与别的单位合并组建成新的院校，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华北大学（主要是华大一部）、革命大学和政治大学三校合并，作为基础，创建新中国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为主的新型综合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华大二部外语系和北平外事学校等合并为北平外国语学校，后逐步发展成北京外国语大学。

　　华大三部戏剧系和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中央戏剧学院。

　　华大三部音乐系与国立音乐院等几所音乐教育机构，成立中央音乐学院。

　　华大三部美术系与北平艺专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

　　华大工学院独立，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后逐步发展成北京理工大学。

　　华大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