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红色家书”映初心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建党初期，俞秀松告别家人，投身社会。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他时刻牵挂着家人和亲友，留下了一封封情真意切的红色家书，流露出对亲人的思念，对革命的执着。1919年末，时年20岁的俞秀松离开杭州去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工作。他在信中对父亲说：“儿现在要做我自己的人，这事和儿前途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告就去报名’。”“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亨［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他对父亲反复说，“我是个自爱自奋的人，你可一点儿不要记念我”。“父亲勉励我的，我当牢牢记心头”。

　　志存高远――“做一个东南西北人”。俞秀松志向远大，乐观向上，从不隐瞒自己的信念。1919年的寒假过后，俞秀松要离开家乡回杭州，他对送别的弟弟俞寿乔说：“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我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一定。”临上船时，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1920年4月，俞秀松退出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来到上海厚生铁厂做工，实现他自己提出的“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并在与工人的朝夕相处中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讲道：“你说要我不必再寄身沪上，回到杭州来。我正［真］莫名其妙，我是世界的人，决不是什么浙江，什么诸暨，什么人底的人。身到那［哪］里，就算是那［哪］里人了。”他还特别提到，“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上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1923年，在给弟弟俞寿乔的信中，再次重申，“我已经要做东西南北人了”。俞秀松为救国救民，毅然离家投身革命，并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他还时常劝慰朋友，“做人总要乐观，要乐观，总要前进”。他曾对友人骆致襄讲“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原［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1921年3月，俞秀松被作为正式代表派往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二大，在他给父母和家中诸人的信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的代表”。俞秀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其伟大人格令人敬仰。

　　敏于求知――“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俞秀松好学慎思，用知识积蓄革命的力量。在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广泛接触了《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来自上海报刊上的新思想，使他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以能言善辩名扬于校，并创办《浙江新潮》，传播新思想，但他却常常流露出对知识的渴求。“现在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我总想努力用功研究才好”，这是1920年3月，俞秀松在给父亲的信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一段时间以来，俞秀松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家人和朋友冀望他成为“学者”，“从前我以‘学者’自夸的人，我底父亲，我底朋友，也都以‘学者’期望我的。”而离开杭州之后，“学者的念头就打破了，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但干革命也需要知识，“我现在决计在二三年之内，专门学习一种求知识的工具――外国文――，然后再来干社会事业”。1922年，俞秀松在福州开展工作时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这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端端用功读书，现在到［倒］要乘机用番功夫。”“我现在每天四小时公事，但极其空闲（实在等于无事），倒是自修读书的好机会。”1927年11月，俞秀松在列宁学院深造期间写信给家人：“我虽离国三年，固无日不忧念祖国，但我现在只有努力研究学问，以为将来社会之驱使，又有何能为力！”

　　淡泊名利――“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俞秀松心怀坦荡，从不追名逐利。当传言许崇智取代陈炯明当选福建省长时，其下属军官争相谋取官位，唯有俞秀松除外，他喊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在新疆工作期间，新疆省主席李溶送来委任状，任命俞秀松为省教育厅厅长，他断然拒绝，“我要是想做官，我早已回浙江当教育厅长了”。1923年，他在信中对父母说：“我平常痛骂现在做官的人，所以我在此除学军事知识外，做官两个字在脑中是没有转念的。”他对军阀深恶痛绝，“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礼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当囊中羞涩不能接济家人时，他多次写信，“我现在不曾帮助父母负担多少责任，心中颇为不安；但我不能如那般醉迷做官发财的人同流合污去敲诈民财，一时确是不能帮助”。“我一定要以自己工作所得报酬的钱，将来总可接济若干。”俞秀松每到一地工作常兼任多项职务，尤其在新疆时期，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等职务，兼职工作理所当然可拿兼职薪水，但他考虑到人民的疾苦，坚决不收兼职金。新疆当局曾经要为他买小汽车，被他婉言谢绝，“我还是走走路、骑骑马好！”他一生不争名、不为利，勤勉工作，一直过着最为简朴的生活。

　　1937年12月，俞秀松被诬陷为“托派”，在新疆遭到逮捕并押赴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害，时年40岁。1962年，俞秀松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经过漫长的革命岁月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俞秀松的红色家书保存至今，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追忆初心，缅怀先烈提供了经典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