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军事生涯中的兵法谋略

　　刘伯承是中外著名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和用兵之道。朱德总司令曾评价说：“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陈毅元帅赞扬他“论兵新孙吴”，是当代杰出的兵法家。曾与他并肩作战的邓小平说刘伯承用兵“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被誉为“川中名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和全国许多地方很快树起了起义和独立的旗帜。刘伯承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特别惊异于革命武力的神奇作用，决心到万县投身学生军，走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

　　年底，他参加了学生军，1912年春以文武各课兼优的成绩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在将校学堂里，他勤奋苦练，一丝不苟。为了加深理解动作要领，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单独加练，军事理论上注重掌握一般的概则和战术条目，认真钻研中国古代兵法家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和刘伯温等人的著作。将校学堂十个月的生活，奠定了刘伯承军事生涯的基础，初步养成了他严谨、缜密、勇猛、沉毅、果敢的性格和良好的军事素质。

　　年底，刘伯承提前在将校学堂毕业，被分配到川军熊克武第五师任司务长，不久改任排长。1913年7月，第五师响应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在四川境内与北洋军进行战争。刘伯承随部队到綦江作战。战斗打响后，他奋勇当先冲向敌阵，到了敌人跟前才发觉自己的一排人多数没跟上来，只好退下来。生平第一仗就没有打好，给刘伯承留下深刻的印象，事过多年他还记忆犹新地说：“当时，我是有勇无谋，只管一个人冲在前面，没组织好一排人。”

　　8月，部队转攻泸州附近的寒场坡。他吸取了上次战斗的教训。事先对全排士兵作了动员和组织，攻击中又抓住了敌人的薄弱环节，因而一举突入敌人阵地。刘伯承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受到上司的赞赏，不久被升为连长。

　　这位始入社会、初历战阵的青年军人，丝毫不因暂时的挫折和成功而气馁或骄傲，而是表现出愿为共和大业战斗到底的昂扬气概。

　　从1920年7月起，刘伯承担任熊克武第二混战旅第一团团长，到1923年9月因大腿负重伤暂时离队止。三年间，刘伯承每逢作战便被旅长张冲委为第一路指挥官，率领主力作战。这期间，全国政局动荡不定，四川的政治风云也反复多变，军事斗争大多演变为军阀混战。刘伯承主观上认为自己是站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正义而战，为救国救民而战，此时的他还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评判战争的是非。多年来，在硝烟战尘中出生入死，加上自己勤于钻研，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双方的指挥官都视他为军事奇才。

　　1923年四川讨贼战争中，刘伯承指挥第二混战旅纵横驰骋，先用长途奔袭手段解决叛军一个旅，再在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坚守四昼夜，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敌军猛攻，保住成都城不落敌手。刘伯承“川中名将”的声名从此大噪。

　　领导参谋团成为南昌起义中坚力量

　　1927年7月27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刘伯承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概述了起义的目的和方针，强调了要周密准备，出敌不意，一举告成。会上，周恩来提议设立参谋团，参谋团以刘伯承为参谋长，获得与会者一致赞成。会议决定了起义机构的组成之后，即由参谋长刘伯承介绍敌情。

　　经过几天的了解和研究，刘伯承对南昌周围以及环绕江西全省的敌情，已经摸得很透。他根据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陈兵相对的形势，一一说明了属于武汉政府系统的朱培德、程潜、张发奎、唐生智等各路军阀在江西境内的布防态势和企图，又说明了属于南京政府系统的李济深、陈济棠、薛岳等军阀可能进犯江西的兵力和部署。他强调指出：“从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环赣兵力来看，我们是处在十万大军的包围中。但目前宁汉对立，相互陈兵戒备，一时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要钻这个空子，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发动南昌暴动，速战速决，夺取起义的胜利，然后会师东江。”

　　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南昌市内外的敌我态势：“在南昌市内和近郊，总计我党可以掌握的兵力约20500人，敌人只有5个主力团等1万余人，我们占优势，包围着敌人。在吉安、临川、九江等地，又有优势的敌军包围着我们，有的24小时可以赶到南昌，有的两天内可以赶到。因此，要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如果让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增加了困难。”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敌情摸得这样清楚，与会者都十分佩服刘伯承这位川中名将的军事才能。

　　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贺龙、刘伯承率领二十军攻打位于鼓楼附近的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辖的第七十九、第八十团。由于起义军各部英勇奋战，很快打垮了敌人的抵抗，清晨3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参谋团等机构。可以说，当时的军事活动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参谋团按原定计划部署南进。8月1日下午7时，在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的路线，由刘伯承主持会议。南进的目的是到广东东江地区，利用那里的群众革命基础，并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地区。会上发生了走大路和走小路两种主张的争执。刘伯承分析了走大路前有4万敌军阻截，后有1万余敌军追击，以寡敌众，难操胜券。走小路则沿线仅有3000敌军，受地形制约敌人无法快速调集兵力，遂得出走小路的结论，经会议一致通过。

　　起义军于8月3日至6日撤离南昌，向南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两路并进，占壬田，下瑞金，势不可挡。敌军钱大钧屯兵会昌阻击。刘伯承建议第二十军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从东北面发起进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第十一军经西江市、洛口，从西北面发起攻击，以防钱大钧由会昌退回于都溜走。起义军按刘伯承的建议行动，于8月30日向会昌发起攻击，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攻击一度受挫，刘伯承陪同叶挺到阵地前沿视察，及时调整部署，终于将会昌攻克。这一仗消灭敌军6000余人，钱大钧带领残部狼狈逃窜。

　　蒋介石哀叹这是“最大的耻辱”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到苏联当时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这里，他认真学习军事战略战术，曾在中东路战争前负责工人游击队的训练任务，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得到学院领导的称赞。

　　1930年底回国后，刘伯承辗转到上海，后又到瑞金，兼任瑞金卫戍司令，负责主管红军部队、瑞金学校和县地方武装。1931年10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作战。

　　1932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调集来“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总兵力有50万，分左、中、右三路，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所辖11个师为主力。陈诚不顾左、右两路军观望不前，自率中路军长驱直进。中央红军总兵力约4万人集结待机。

　　反“围剿”战役一开始，中共苏区中央局便制定了《作战新计划》，不从战场实际出发，硬要红军攻占南丰。红军按计划强攻南丰失利，朱德、周恩来与刘伯承经过反复研究，断然放弃强攻南丰的计划，改为以小部队佯攻，主力撤走，寻机伏击援敌。刘伯承领导总参谋部紧紧掌握敌军的行踪，及时向朱德、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建议，尔后根据朱德、周恩来的决心制定作战方案，最紧张时曾一日三易方案。

　　1933年2月28日，终于赢得了良机，在黄陂、霍源地区歼敌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部。接着，利用陈诚急于报复的心理，又于3月21日在草台岗、东陂地区歼敌王牌部队十一师全部和九师、五十九师各一部。红军两战两大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声威大振。敌人惊慌失措，沮丧至极。陈诚急得吐血，蒋介石哀叹这是他“最大的耻辱”，“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独创“重叠待伏”战法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9月30日，他亲率七六九团作为先遣队出师抗日。

　　渡过黄河后，刘伯承和部队在侯马乘火车。一路上，他查阅了有关兵要地志，研究经各种途径收集来的情报资料，分析晋北前线的战局发展。行前，八路军交给一二九师的任务是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侧击日军后方，配合国民党军组织忻口防御战役。

　　根据这个任务，刘伯承设想了初战的打法。火车由太原开往五台县东冶镇的途中，他向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讲述了忻口战役的态势，指出完成侧击任务的关键是要大胆机断，扮敌侧背。他告诉陈锡联说：“我在东冶附近下车，要到五台山总部去开会。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出师抗日的初战胜利特别重要，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士气，也影响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

　　七六九团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迅速迁回到忻口外围北路日军的右侧背，10月19日在代县阳明堡奇袭日军的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毙伤敌百余名，取得了一二九师出师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给了忻口战役以一定的支援。刘伯承后来在一次总结中称赞这次战斗的特点是“侦察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

　　阳明堡战斗后，刘伯承又亲自指挥了七亘村战斗，创造了“重叠的待伏”这种奇妙的战法，并命名为“重叠待伏”法。在同一地方打伏击乃兵家大忌，但刘伯承创造了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同一山沟连续两次设伏歼灭日军的经典战例。

　　当时，当忻口日军遭到国民党军与八路军的前后夹击，攻势受挫时，石家庄日军沿正太路进攻娘子关，直趋太原，兵力部署上则采取正面猛攻，侧翼迂回。防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告急，八路军总部命令刚刚到达平定一线的一二九师主力驰援。刘伯承率三八六旅赶赴娘子关前线。

　　10月21日，刘伯承到达柏井国民党军第三军指挥所，军长曾万钟介绍了防御部署和前线战况。刘伯承当即指出：右翼警戒线必须火速派兵，严防日军偷袭。曾万钟并不以为然。刘伯承遂率三八六旅赶往右翼警戒线上的要点七亘村。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正从这里派兵透入。26日，刘伯承指挥三八六旅一部设伏七亘村，打击了日军的轴重部队，歼其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判断日军急于向娘子关防御阵地的侧翼增兵，心理又很骄横，不会因遭到小的打击而停止从七亘村通过。同时，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部署和指挥了第二次七亘村伏击战。

　　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军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提出“攻弱则强者亦弱，攻强则弱者亦强”著名战术原则

　　1945年9月7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出了上党战役第一号作战命令，随即率指挥部开赴前线。

　　这次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率3.1万兵力对阎锡山军3.8万人，取得歼敌3.5万人的重大胜利。这是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使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背后有了靠山，为很快转入平汉路作战创造了条件。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三个军由新乡沿平汉线北上，打算打通平汉铁路，以利往平津和东北运兵打内战。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这个企图，刘伯承和邓小平奉命到邯郸地区组织平汉战役。刘伯承、邓小平运筹帷幄，制定和下达了新的战术指示，提出了“攻弱则强者亦弱，攻强则弱者亦强”的著名战术原则。刘伯承在布置作战任务时，进一步要求部队：“对强大的敌人，要像猫逮老鼠那样，先把它盘软，再把它吃掉。”

　　这一战略决策，取得了滏阳河河套预设歼灭战、陇海反击战役和定陶战役的彻底胜利，给国民党军以极大震动。

　　接着，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继续在冀鲁豫战场纵横驰骋，与兵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斗志斗法，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连续举行了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

　　鄄南战役，刘伯承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那是10月中旬，为打破敌人密集推进的态势，创造战机，刘伯承率野战军主力回师黄河南岸休整，敌人长驱直追。刘伯承发现进至鄄城以南的敌刘广信旅处于孤立的地位，遂以小部队迷惑抑留强敌，主力则以急行军直扑鄄南，一举歼灭了8000多名敌人，缴获美式榴弹炮等火炮130余门。刘伯承用这些炮组建了野战军的第一支炮兵部队。

　　滑县战役，刘伯承成功地运用了“猛虎掏心”战术。11月4日，野战军在蹼阳县白衣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在会上总结了4个月作战的经验，指出要进一步运用运动战方针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滑县战役于11月18日发起，攻击目标是驻守在滑县一带的敌孙震集团。刘伯承指挥部队避开敌人的前锋据点，突然透入其纵深八十余里，先攻歼了3个旅部，然后攻歼其下属部队。由于先打敌指挥中枢，造成敌整个部队的混乱，经4天战斗，共歼敌1.2万余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巨、金、鱼战役，刘伯承采用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的战术。战役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围攻金乡等城，吸引了敌方先觉、张岚峰、刘汝珍等由鱼台、定陶、菏泽来援。刘伯承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战役自12月30日始，至1947年1月16日止，共歼敌2.6万余人。

　　这次战役的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军联系东西战场的枢纽，为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基础。

　　采用“三个回合”取得战略突击胜利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

　　大别山是国民党军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了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蒋介石极为恐慌，严令23个旅跟过淮河，尾随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追击，妄图乘晋冀鲁豫野战军立足未稳，夺下这块战略要地。

　　大别山的斗争是艰巨的。毛泽东曾就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的前途作了三个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指示部队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心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用大量歼敌和发动群众的基本方针来打开局面。在军事上，则根据“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应敌变化，灵活地实行集结与分遣，趋利避害，机动制敌，开始了战略展开三个回合的斗争。

　　第一个回合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初步创立根据地。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作出了战略展开的部署，命令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向大别山两翼行动，一个到皖西，一个到鄂东，他们则率第一、二纵队在大别山北麓牵制敌人，掩护展开。随后，把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4个工作区，由各所在纵队负责开辟，还由各纵队分遣一个团和抽调一些干部开展地方工作。在9月一个月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大别山北麓指挥第一、二纵队连续打了三仗，把敌人的主力都吸引过来，使三纵队和六纵队很快在两翼展开，乘虚广占地盘，歼灭分散之敌及地方团队，摧毁敌人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初步开创了根据地。一、二纵队在担任掩护中，也抓紧时机在大别山北部展开。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到9月底，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第二个回合是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10月上旬，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敌军主力，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刘伯承和邓小平以一部兵力留下佯作主力吸引和迷惑敌人，亲率主力南下，转向皖西、鄂东。首先在皖西张家店抓住了孤立之敌一个旅，集中兵力予以全歼。进入鄂东的主力，迅速实行分遣，扫荡沿途分散孤立之敌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第三纵队于张家店战斗后，也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控制了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震大江南北。蒋介石唯恐刘邓部队渡过长江突入江南纵深，因此除慌令九江守军赶赴鄂东增援外，急令原在鄂东的一个整编师另一个旅进行追截，阻止刘邓部队渡江。刘伯承抓住敌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部署了高山铺战役，决心吃掉这股敌人。他对参谋人员形象地说：“蒋介石的五个步兵团，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臀尖肉’啊！我们是吃定了。”他以十个旅的兵力向心集结，在高山铺聚歼了这股敌人。这时候，挺进到豫皖苏地区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大军和挺进到豫西的陈赓兵团，也已胜利展开。至此，三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第三个回合是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起来，实施战略再展开，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从11月下旬起，蒋介石把大别山的兵力增加到33个旅，由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刘邓野战军进行全面围攻。刘伯承和邓小平总揽全局，坚决把敌军重兵吸引在自己周围，以利于共同出击的陈粟大军和陈赓兵团大量歼敌，以利于全国其他战场发展进攻。

　　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粉碎敌重兵围攻，采取了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刘伯承率领第一纵队转到淮西区展开，另两个新调来的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分别到桐柏、江汉地区展开，进行外线作战；邓小平指挥第二、三、六等三个纵队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作战。刘伯承率野战军司令部机关在向淮西转移的过程中，于12月14日夜在光山县北向店与敌不期遭遇。他凭着素有的警觉首先发现了敌人，随即迅速脱离，待敌人发觉为时已晚。

　　经过三个回合的斗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争取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前途估计中的最好的前途，把战线一下从黄河推到了长江，完成了战略突击队的光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