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血洒雨花台的陇上英烈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甘肃靖远籍烈士。他叫秦明，曾任中共靖远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延安大学教员，中共环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长等职。他32年的短暂人生，留下了一串闪光的印记，特别是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斗争到底，英勇献身的事迹，更让人无限崇敬，深切缅怀。

　　确立救国救民初心

　　秦明，原名乔映淮，字清川，曾用名高明、李国华，1916年2月出生于甘肃省靖远县乔家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的家乡是甘肃受革命影响较早的地区。1932年，共产党员谢子长等就在这一带发动了著名的“靖远兵暴”。红旗唤起了民众，秦明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1933年春，17岁的秦明考入省立兰州一中。在3年的中学生活中，他开始接触进步书刊，结识了一批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不满的进步青年，他们相互传播进步思想，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6年春，秦明初中毕业后，前往南京求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又将其魔爪伸向华北，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一直采取妥协绥靖政策。偌大一个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继北京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以后，全国各地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秦明在南京也投入到这一伟大革命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后由于经济拮据，他中断了在南京的学习，于1936年7月返回靖远，在北湾小学当教员。

　　经过爱国运动洗礼的秦明，为了改变家乡沉闷的政治氛围，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利用业余时间和好友万良才、刘宗道等人一起创办了靖远“同进消费合作社”，发行进步书刊。这一时期，秦明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1937年初，他辞去教员工作，再次来到兰州，在甘肃学院高中部就读。

　　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兰州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也先后大量涌现出来。秦明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甘肃青年抗战团，积极参与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成立“秘密读书会”，一起交流探讨人生价值，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民众开展抵制日货活动。他还化名木林森，经常给在靖远的同学、好友寄《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鼓励他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此时，在党的影响下，秦明的好友万良才和王彦升等人在兰州创办“同仁消费合作社”，发行《读书月报》《星期生活》和部分延安出版的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主张合作救国。秦明积极支持“同仁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他节衣缩食，筹措资金入股，并为发行进步书刊到处奔走。“同仁消费合作社”比靖远的“同进消费合作社”业务范围更大，存有大量的革命书籍。秦明在这里读到了更多的马列主义著作，对革命有了相当的认识，并进一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秦明受到党的教育和帮助，深刻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于是他积极向党靠拢，遇有问题，经常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登门求教。党组织对他也十分关怀，耐心给予教育和帮助，并通过斗争对他进行锻炼和考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秦明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的革命意志、思想境界得到锻炼和提高，把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积极要求到延安参加革命。1937年11月，经万良才、万通轩介绍，秦明在兰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打入国民党在兰之西北训练团。在此期间，他依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鼓动进步青年赴延安投身革命。

　　机智开展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介绍，秦明和他的新婚妻子党培英一起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转关系后，组织上分配他们去中共中央青委领导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通称“安吴青训班”）学习革命理论。他们背着行李步行来到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多月。期间，秦明除正常学习外，还阅读了《唯物史观》《中国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等大量书刊，对马列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思想上起了巨大的变化，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解放中国人民，才能胜利地建设新中国。后因工作需要，党培英被分配到边区“民众剧团”工作。秦明则被派回甘肃，从事地下工作。

　　1939年3月，秦明受组织派遣回到故乡靖远，担任中共靖远县城关支部书记、靖远县委秘书。他以西关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靖远县城各学校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他把课堂作为宣传我党抗日救亡政治主张的阵地，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选用进步文章当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由于他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所以他的寝室里经常聚集着进步学生，听他介绍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和生活书店出版的一些进步书籍，讲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他对学生说：“……这个社会是黑暗不平等的，富人不劳而食，穷人终年劳动，结果仍是饥寒交迫。做官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搜刮民财……但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都会消失。因为在中国有了根本不同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党要使人民翻身做主，有吃有穿，最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他的教育启发下，一些进步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作，有些人还入了党。靖远县各校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他们叫嚷靖远学生“赤化了”。为此，靖远学生到兰州报考学校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

　　这一时期，秦明还通过同学李淮，在靖远简易师范学校组织学生办壁报，写抗日标语，演唱进步剧目，培养党员发展对象。1939年5月，秦明组织靖远师范骨干分子成立了党小组。是年秋，改组为党支部。在秦明的直接领导下，靖远师范党支部利用学生军训开展斗争，成立纠察队、宣传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建立学生读书会，组织学生秘密阅读《新华日报》等抗日宣传资料，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曲》等抗日歌曲，组织学生罢课，迫使地方当局公开表态支持抗日救亡活动。

　　根据甘肃工委的指示，秦明还积极着手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在三合乡先后介绍魏仰峰、刘俊正、魏著文等人入党，组建了三合支部，并在上灶、下灶、海广滩等乡村建立了民众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宣讲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秋，秦明担任了中共靖远县委委员，鉴于他熟悉本地情况，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甘肃工委驻靖远特派员、县委书记郑重远把县委的许多重要工作交给他去完成。秦明利用他三哥在县城里开的小杂货铺，建立了县委的秘密机关，制定了严密的联络暗号和接头办法，并派地下党的同志化装成卖货郎，肩挑货担往返于5个基层支部之间，传达上级指示，了解基层情况，把5个支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为了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对党的限制、封锁，及时把党中央的指示传到甘肃内地，沟通甘肃工委与中央的联系，以及中央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中共中央指示甘肃工委开辟兰州到延安和兰州到新疆两条地下交通线。1939年初冬，秦明受命开辟兰州――靖远――海固――庆阳――延安地下交通线，并建立靖远中转站。秦明经过认真、慎重而细致的考虑，提出由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何清涌担任靖远到庆阳的交通员，由他自己负责兰州到靖远的中转。他的意见得到了甘肃工委的批准，经过一番切实准备，这条地下交通线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党中央和甘肃工委的机密文件、指示、信件、消息经由这条地下交通线，秘密顺畅地传递往返。秦明主持的靖远地下交通站是这一秘密交通线的中间枢纽，把千里陇原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1939年底，郑重远受甘肃工委指派要去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需要离开靖远一个时期。他提出由秦明代理中共靖远县委书记，负责县委的全面工作。秦明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像这样重的担子我还没有挑过，现在是工作的需要，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一定努力做好。”

　　1940年春节，秦明决定利用农村过年演戏、耍社火的机会宣传抗日。他和魏仰峰等同志共同组织了“醒民剧团”，由经他介绍入党的李淮任团长，演出“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蒙冤”岁月坚守信仰

　　1939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事端，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被逮捕杀害，政治形势十分险恶。1940年6月，甘肃工委被国民党破坏，工委书记李铁轮、副书记罗云鹏等负责同志被捕。还有一些地下党员的身份也有所暴露，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党中央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急电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凡是可能暴露的同志一律撤往延安。郑重远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处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通知秦明等人迅速转移。

　　接到消息的秦明连夜起程，为了应付敌人途中的盘查，他和一位同志乔装成教师和工友，带上事前准备好的空白路条和两个三青团证，以到西安采购体育器材的名义，巧妙地应付了敌人设在沿途的哨卡，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经会宁、张家川、宝鸡到达西安。他们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转关系后，经马栏到达延安。在延安大学学习了一年多后，秦明于1942年4月被调到边区行政学院当语文教员。

　　1943年，延安开始审干运动，由康生负责领导。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报告后，康生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他首先对当时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原甘肃地下党员张克勤刑讯逼供，给他戴上“特务”帽子，制造了“张克勤事件”，并借此诬陷甘肃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

　　接着又把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的甘肃籍同志秦明等30多人逮捕关押到边区保安处接受审查。秦明坚信党中央，据理力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始终不承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所谓“特务罪行”，更拒绝提供伪证诬陷同志，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注意到了审干运动中存在的过左倾向。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944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逐个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抗战胜利前夕，秦明恢复了人身自由，被分配到延安大学继续任教。

　　秦明在所谓的“红旗党”大冤案中，从未有过悲观失望，更没有怨恨过党，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的坚定信念，真正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秦明在重新工作后，说：“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又坚定地走向了革命战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陇原上打游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延安的甘肃地下党同志陆续被派回甘肃开展工作，着手恢复地方党组织。1946年4月初，秦明被派到设在甘肃庆阳的中共甘肃工委工作。同年6月工委又派秦明前往靖远寻找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组织。

　　从庆阳到靖远沿途几百里路，敌人哨卡林立，且靖远的党组织自1942年后与上级失掉联系已久，情况不明，秦明又是靖远出了名的共产党员，认识他的人很多，回靖远联系地下党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但秦明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险阻，只身来到靖远，找到党员何清涌、魏仰峰等同志，了解了党组织的情况，向他们传达工委的指示，介绍革命的大好形势，布置任务，规定今后的联络暗号，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连家也没回就返回了庆阳。

　　1946年10月，秦明被甘肃工委派往环县，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当时的统战部实际上是党的白区工作部，负责环县周围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他经常深入敌占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两面政权”。深入敌占区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为了革命的胜利，秦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战争不可避免，环境变了，思想也要跟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之后，又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侵入陇东地区。一时间，“黑云”压顶。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粹敌人的重点进攻。我军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不久环县县城被敌人占领。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环县县委决定各级党政机关暂时分散转移，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县委派秦明到豆城子，将毛井、虎涧、车道3个区的30多名游击队员统编为一支武工队，由秦明任政委，雷雨田任队长，就地坚持斗争。他们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在敌军空隙里穿插周旋，几乎每天都要转移驻地，有时就住在山洞里，经常吃不饱饭，吃不上盐。环境虽然艰苦，但他们每次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不久，秦明调到环县游击队工作。4月的一天，游击队在一个叫殷家掌的村子里宿营，秦明伏在油灯下写总结材料，很晚才休息。黎明时分，敌八十一师骑兵支队突然将村子包围起来。听到枪声，秦明从炕上一跃而起，和游击队长秦应江一起率领游击队员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秦应江等几个同志先后牺牲。秦明决定兵分两路，由他带领几个同志担任阻击任务，掩护其他同志突围。经过激战，大部分同志突围出去了，他自己却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在战斗中，眼睛深度近视的秦明因眼镜摔坏看不清路，失足跌下山谷，腿部受伤，不幸被敌军俘虏。

　　不屈不挠的狱中斗争

　　在被押往环县县城的路上，秦明大义凛然，对敌人骂不绝口。到了县城河对坡，敌八十一师的一个旅长听说抓获了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喜出望外，自以为找到了突破共产党游击队的钥匙，连夜亲自审问，想从他嘴里掏出共产党的秘密。敌旅长一开场就是一个下马威，要秦明承认国民党比共产党好，秦明义正辞严地回答：“国民党祸国殃民，不齿人类，日暮途穷；共产党为国为民，深得人心，前途光明。”敌旅长恼羞成怒，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命令秦明把只剩一条腿的眼镜摘掉，秦明硬是不摘，并且大义凛然地说：“要吃开口，要杀开刀，少说废话。见你们这些家伙，还要摘眼镜。办不到！”在审讯中，秦明还怒斥了敌人对我党的诬蔑，把敌旅长驳得哑口无言。

　　秦明虽因被捕而失去了自由，但他并没有停止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向敌军士兵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指出蒋家王朝即将灭亡的命运。敌人唯恐军心动摇，慌忙把秦明转押到中宁、平凉等地监狱。

　　秦明在平凉被关押在敌八十一师特务营时，曾有一位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同乡打通关节来狱中探望他，见他刑伤累累，躺在潮湿的地上，深表同情，准备联络几个朋友把他劫出监狱。秦明分析了形势，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便劝阻了他。这位同乡又劝秦明办个假手续，先获得自由，然后再设法回根据地。而秦明坚定地说：“不行！共产党员宁愿牺牲，也不能变节。”秦明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深深池感动了这位同乡。

　　秦明被捕后，中共甘肃工委多方设法营救，曾请示西北野战军，用被我军俘虏的一个敌团长交换，还指示平凉的地下党组织不惜重金设法营救秦明脱险，但终因敌人看守十分严密，加之马鸿逵突然将秦明提走，营救未能成功。

　　1947年6月，秦明被敌人押到兰州，先后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爱国青年训导大队”（简称青训队）所属的畅家巷附七号、五泉山东龙口四川会馆两个中队关押。所谓“青训队”实际上是一所专门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集中营。由于刑伤未愈，加之长途跋涉，秦明到兰州后，身体非常虚弱。仅有的一副破眼镜也被看守没收了，生活、行动极为不便。秦明的眼前虽是茫茫一片，但心里却是无限光明，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敌人的威胁恫吓、疲劳审讯都没能使他屈服，“政治感化”对他更是无济乎事。敌人还利用同学关系，让叛徒魏振桐对他诱降。秦明当面斥责了这个出卖组织、充当特务的叛徒。魏振桐欺骗他说：“你爱人和孩子也被抓来了，如果你能办个手续，马上可以与家人团聚。”秦明怒视叛徒，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你们抓不到他们，就是抓到了，我也不见。”这个厚颜无耻的叛徒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狼狈离去。

　　秦明的斗争精神和高尚气节，深深感动了狱中难友，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和关押在这里的我军某部团政委高波经过秘密串联，建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高波任书记，他任副书记，形成了一个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他们将狱中的30多名党员组成4个党小组，带领全体难友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广泛团结难友，拒绝发表“反共宣言”，不写“自首书”，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野蛮残暴，监视、抨击敌特和叛徒的言行，反对打骂、争取人权、要求改善生活。

　　敌人继续采用各种酷刑折磨秦明，又不时以高官厚禄软化诱降，这都未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敢于同敌人讲道理，常弄得敌人理屈词穷、狼狈不堪。敌人讲“三民主义”，他用事实予以驳斥，骂道：“你们挂的羊头，卖的狗肉。”敌人要他唱国民党歌，他不屑一顾。他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时常带领难友唱歌、跳舞、扭秧歌，始终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决心对这些所谓的“顽固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手段。

　　1948年4月的一天，敌人将高波、秦明等4人押到五泉山四川会馆楼下的一间大屋子里，逼迫他们写“自首书”，当即遭到了严词拒绝。敌人于是大打出手，使用酷刑3个多小时，并用细麻绳拴在他们的脖子上，扬言要勒死他们，然而回答敌人的仍是一片痛骂声。第二天，敌大队长余荣宣给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写报告，说秦明等“顽固分子”无法改造，搞反宣传、搞破坏，要求严加处置。但鉴于秦明表现出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雄辩的才能，敌人始终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仍寄希望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甘就此罢手，故未加轻易处置。不久即由西北长官公署呈报南京国防部政工局批准，准备将他和高波等四人押送南京继续“管训”。

　　生命的最后光辉

　　1948年5月2日，青训队院内突然涌进一群荷枪实弹的宪兵，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敌中队长于涛狂叫：“秦明，你出来。”对此，秦明早有思想准备，泰然自若，将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分送给难友，从容地跨出牢门。

　　5月3日到南京后，秦明、高波等即被押往镇江金山寺“国防部训导所”，编入第一中队。按照训导所的规定，新来的犯人必须写自传，被管训的人每天都要写日记、“反省书”，所有这些都被秦明拒绝了。中队长要找他谈话，他嗤之以鼻，不予理睬。

　　训导所内经常搞一些座谈会、辩论会。在一次和敌人辩论“谁是内战的发动者”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哪个适合中国国情”时，秦明带头发言，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阐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胜利的必然性，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几个“说客”驳得哑口无言。对于投降变节分子，秦明也是毫不留情。训导所有几个自甘堕落，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的变节分子，他们穿着国民党给的军官制服招摇过市，洋洋自得。秦明和高波一见他们便是一顿斥责。他们还针锋相对地和国民党训导所当局办的墙报、黑板报、《训导月刊》等反动宣传进行了斗争，在墙头、门板上书写革命口号，张贴传单，宣传我党的主张，欢呼解放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

　　秦明等同志在训导所向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敌人极为恼怒。敌训导所上校训导主任张启魁亲自出马，找秦明和高波谈话。张启魁极尽其威胁、恐吓、利诱之能事，妄图迫使秦明、高波叛党，当即遭到驳斥。张启魁黔驴技穷，只好向训导所长欧阳美报告说：“高波、秦明等人乱放炮，捣乱秩序，影响极坏，应严加管教。”随后，敌训导所将秦明等20余人集中到第三中队，即所谓“顽固中队”，由武装人员看守，严禁外出。张启魁对这些“顽固分予”亲自训话，个别劝诱，说什么“走自新之路，可以量才录用”。继而又威胁说：“如不守法，将送国防部严办。”秦明面对敌人的色厉内荏，无畏地坚持斗争。他坚定地对难友们说：“我们这个队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要设法跑出去，能出去一个，就给革命增添一份力量。”

　　监牢的铁窗，只能锁住秦明的身躯，但锁不住他向往党，向往革命胜利的一颗红心。他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检查，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把希望……寄托在胜利的明天。”在随时准备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同时，他还和高波商量寻找机会，组织狱友越狱。他加紧锻炼身体，恢复体力，盼望有一天能重新为党工作。

　　1948年8月，南京召开体育运动会，训导所从关押人员中选拔一些运动员参赛，秦明也在被选之列，由于突然患病未能参加。但他利用这一机会，组织李魁子、王会文、张汉辉等同志越狱。越狱过程中，他发动被关押难友一齐呐喊掩护，使敌人顾此失彼，李魁子等人成功从长江逃离虎口。在敌人慌忙追捕过程中，秦明、高波又趁敌人慌乱，鼓动其他难友越狱，结果又成功使一些同志逃出了敌人的魔掌。为此，秦明被加上了“越狱暴动”的罪名，与高波等人被列为重点对象，严密看管。不久，训导所以“长期感化无效，越狱暴动分子”为由将秦明等斗争最坚决的同志送往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在保密局狱中的秦明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在给岳母的信中，他这样说：“愁不能解决一切，愁对于人是没有一点用处的……我请您老人家减少愁思，听其自然，让和平早日到来……至于我自己的一切都不由我来决定，我也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死、活都不去计较他，只等着和平的明天。”1948年8月18日，在给叔父的信中，他让家里把他的一点家产变卖，作为补助户族清贫子弟求学费用或捐赠本村学校使用。家信里看似平淡的话语，实际上正表明了秦明不顾惜个人生死，忠于党，坚信革命必胜的崇高信念。

　　1948年10月，蒋介石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濒临崩溃，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始实行大规模镇压和屠杀。秦明被敌人以组织狱中暴动为由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秦明用鲜血和忠诚谱写了自己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