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悲壮的刑场婚礼

徐琛像

余哲贞像

　　“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

　　徐琛，1904年出生，广东汕头市郊达濠镇人。他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刻苦学习，颇具文才。1924年，国共合作和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鼓舞时任汕头市立第二小学教师的徐琛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汕头市教师联合会的骨干分子，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进步言论。

　　余哲贞，1907年生于广东澄海县永平村一个手工业家庭。自幼活泼好动，性格倔强的她，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打仗游戏，爱听“梁红玉”“杨门女将”等历史故事，崇拜花木兰、穆桂英等女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如多学针线活”的那个年代，九岁的余哲贞问父亲：“为什么弟弟上学而我不能上学？我也要去上学！”在父亲决定送她去念书之后，对余哲贞疼爱有加的叔父余昌纯给予了热心资助，希望她将来能学成立于女才之林。

　　1923年秋，成绩优秀的余哲贞考入当时的进步学校――汕头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她聆听了“关于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的思想，接触到了许多进步青年，萌生了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出墙报、上街宣传，张贴革命标语，拥护国共合作，还组织同学们一起学习进步书刊。每逢假日回到家乡，她就向家乡姐妹宣传“国家兴亡，女子有责”的道理，动员大家冲破家庭束缚争取读书和独立自主的机会，还带头剪辫子、穿裙子，誓同旧思想决裂。

　　一次偶然的机会，余哲贞在参加革命活动时结识了徐琛。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不久便建立了恋爱关系。然而这场恋爱却使余哲贞受到了非议，有人说她脸皮厚、不知羞，自己找丈夫。面对非议，余哲贞毫不介意：“我自己的婚姻当然要自己做主，决不要什么父母之命，更不要媒妁之言。”她决心打破几千年陈旧思想和封建礼教的禁锢，并从自己做起。1925年6月，余哲贞师范学校毕业后，便与徐琛正式结婚。这对革命伴侣，婚后依然天天早出晚归，忙于革命事业，一直没有时间举行婚礼。

　　“我们的革命是正义的，我们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1925年9月，徐琛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汕头团地委委员，余哲贞任团地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成为汕头地区妇女解放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12月，徐琛、余哲贞夫妇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初，夫妇二人随北伐军东路军抵达福州。徐琛以东路军政治部党务科长身份，担任福建省民众运动委员会主席，直接参加中共福州地委的工作。余哲贞则以随军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承担福州地委的部分工作。他们租住在福州城安民巷立本弄的一处民房，那里也成为了中共福州地委的秘密联络点。

　　1927年初，中共福州地委改组后，徐琛被任命为福州地委书记，余哲贞任妇女部部长。其间，徐琛工作繁忙，余哲贞除了承担徐琛的部分文书工作，还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向女工、女学生、女教师宣传广东妇女运动的成果，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帮助她们组织妇女解放协会，深得福州妇女界的拥护和爱戴。

　　福州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徐琛在群众中的威望也使右派分子既恨又怕。于是，他们不断镇压群众运动，蓄意制造事端。1927年3月8日，以林寿昌为首的右派分子更是公开把矛头对准共产党，通过收买、唆使大批流氓与暴徒公然殴打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污蔑徐琛、余哲贞等人为“四害”，并要将其驱逐出福建。

　　面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公开挑衅，徐琛配合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同志，以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建省民众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动了一场有四十余个团体、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徐琛拍案而起，毫不畏惧地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的卑劣行径：“你们的反动统治不得人心，我们的革命是正义的，我们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

　　“就让国民党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1927年3月底，南昌、九江、安庆、杭州等地相继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国共关系面临破裂。福州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企图伺机发动政变，福州地区左右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4月3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三”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福州城。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及时应付突发事件，福州地委决定留下陈应中、方尔灏开展地下工作，其他同志撤离福州。在地下党人的护送下，徐琛、余哲贞用化名乘坐轮船由马尾前往厦门，准备找同乡、厦门市委组织部长罗扬才商议好党组织工作安排后再返回汕头，但他们刚刚上岸，就被特务认出，随即被捕。在狱中，徐琛夫妇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5月24日，敌人将夫妇二人押解往福州。

　　6月2日，徐琛、余哲贞、罗扬才等人被押往福州西洪路鸡角弄刑场。当刽子手们想先行枪杀徐琛时，余哲贞怒喝：“慢！我同徐琛一同入党，一起革命。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说罢，抱紧徐琛，凛然正色道：“我和徐琛虽然结婚但未举行过婚礼。开枪吧！今天就让国民党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枪声响起，子弹穿透了这对革命伴侣的胸膛……徐琛牺牲时23岁，余哲贞年仅20岁。

　　远在汕头老家的徐琛母亲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连忙变卖家中值钱物件筹集盘缠，靠着一双小脚，跋山涉水赶到福州，用尽各种办法营救未果，甚至想见儿子最后一面也未能如愿。得知徐琛夫妇牺牲后，心怀丧子之痛的老人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徐琛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让我见，现在他死了总该还给我了吧！”可是，当徐琛的老母亲辗转找到徐琛夫妇就义处时，遗体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转移藏匿，不见踪影。如今，在徐琛夫妇的殉难地，只剩下一棵当年的老荔枝树生生不息，仿佛是默默守护着烈士的忠魂。

　　多年后，徐家的后人委托一位老先生为徐琛题写祭文。当老先生得知这对革命伉俪和徐母寻子的故事后，一边拭泪记载一边扼腕叹息：刑场上的婚礼，何其悲壮！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其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