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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一个文学青年与一张报纸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浏览次 2019-05-16 00:00:00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有一个“夕拾”专版。我与《朝花》的一段情缘,也很有必要“夕拾”一番。

  我与《朝花》结识已经半个多世纪了。1959年1月22日解放日报《朝花》第一次发表我的作品。这是一篇文艺随笔,题目是《要写人》。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章有感于当时一些描写技术革命的小说、诗歌,常常纠缠于技术问题,而忽视了对人物性格、心理的描写。我认为:“我不是说不能写生产过程,不能写工具。不,这些都可以写,但是更主要的是要写生产过程中人物的思想面貌,要写掌握工具的人和他的思想感情。”当时我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我学习写作始于高中年代,还在苏州市五中读高二时就成了一名文学的“发烧友”。我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办起了刊物,并且开始向报刊投稿。1957年夏天,我考进了华东师大中文系,除了得到程俊英、徐震谔、钱谷融、万云骏教授等名师的传授和教导之外,继续受到上海及其他地方报刊编辑的关怀和帮助。解放日报《朝花》是其中主要的一家。1959年3月,《朝花》“文艺理论版”讨论“中国文学史”问题,我和同学马明泉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寄去,大约三天后就发表了。我们的稿子原来有5000余字,发表时删成2500字,但我们读后觉得主要论点、论据都保留了,而且更加精炼。我们不禁深深钦佩编辑同志的水平。

  我经常给《朝花》写点散文和评论,与文艺部的编辑有了更多的联系。我记得张友济、武振平、刘士煦等老师经常给我指点。比如有的文章细节不够典型,要我更换,有的较冗长,要我加以简约,即使退稿,也总会附上一点意见,这些都使一个初涉写作的人得益匪浅。1961年初,我在师大中文系科研室研究工农作家的课题,采访了李福祥、杨新富等同志。他们既是劳动模范,又是工人作家。我连续写了两篇采访散记《英雄谈文》和《新春夜谈》,分别记述了两位劳动模范一边搞技术革新、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的事迹,以及他们对文学创作的见解。当时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可是《朝花》副刊在头条位置以很大篇幅刊登这两篇文章。这对一名文学青年来说,自然是很大的鼓舞。

  1963年我到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室工作,与报刊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不久,我奉派到上海农村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10月,《解放日报》的刘士煦同志写信给我,说《朝花》急需一些短小散文,要我赶写几篇寄去。那时我在农村已生活多时,有些积累,于是我写了《红莲》《雨夜灯光闪》等散文寄去,前者是对农村故事员的素描,后者写暴风雨之夜,生产队长、老支书和社员们不约而同提着马灯出来冒雨开沟排水,文章末尾这样写道:“夜幕还是那么黑,雨点还是那么大。一盏盏马灯、一道道手电光在田野上跳动、闪亮,就像碧空中灿烂的星汉,这一盏盏灯啊,这一颗颗星;不,这不是灯,也不是星,这是一颗颗火热的心,这是一颗颗热爱集体的心,一颗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的心。”文章很快在《朝花》上发表了,还得到了读者好评。此后,我结识了更多的编辑同志,如文艺部的储大泓、张世楷、张曙、庄稼、陆谷苇先生等。新时期,我又在《朝花》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年来,我结识了几代《朝花》人,他们中间不少本身就是作家、评论家和学者,我尊若师辈,在他们那里,我得到了许多教益,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为《朝花》撰稿。这些年,我又重返《朝花》,陆续发表了《甘洒热血写春秋》《北风那个吹》《歌台深处热血沸》《周信芳的传承观和创新观》等文章。

  《朝花》的编辑不仅对我的写作活动有极大帮助,而且对我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一度也担任过报纸的编辑,也主编过一些著作,他们的崇高文德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他们那种乐于为人做嫁衣的精神也成了我工作的指南。

  大凡一个喜爱文学的青年,在他们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中,报刊的编辑对他们的成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在我60年漫长的写作生涯里,《朝花》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一点我会一直记着。我衷心祝愿她花繁叶茂,永葆青春。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