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入党寻找新的革命之路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两所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元姑、女儿贺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纵论天下大事。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也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即共产国际――笔者注）。”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向，有力量。”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1926年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进入津市、澧州。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30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你丈人老子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问道：“逸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过的新鲜事，感到十分兴奋。

　　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绍给全体官兵。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对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他觉得一条新路就在脚下了。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参加，而是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拜会了贺龙。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把他迎进屋里。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请周恩来就座。他让送茶的副官离去，自己接过一杯茶，恭敬地送到周恩来面前，说：“好极了。周先生，请坐下谈，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起来，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

　　贺龙听到了大笑起来。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及有关问题。最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惊。什么？起义军总指挥？他知道到南昌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二十军以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担得起这个总指挥呢？他坐不住了，站起来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话，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头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定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二十军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推迟到8月1日凌晨举行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考验进一步证明了贺龙对党的忠诚。不久，贺龙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热的心。

　　（摘自1999年第8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十年征战十年探索――贺龙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