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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军南苑军训团的来龙去脉
1936年底,为应对日军的突然进攻,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决定成立一个军事训练团,以充实部队骨干力量,培训后备干部。军训团由宋哲元兼任团长,佟麟阁任副团长,特任命张寿龄为教育长。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军训团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劲旅,对于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战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刻苦训练准备杀敌
军训团于1937年1月正式开学,校址设在北平南苑,其教育口号为“誓雪国耻,报国雪恨”。军训团共设3个大队:一大队,队长李克昌,队副刘锡章;二大队,队长张自创,队副丁在贵;三大队,队长冯洪国(冯玉祥之子),队副朱大鹏(即开国少将朱军,共产党员,当时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全团12个中队,共有学员1500余人,学制为3年,学员毕业后在二十九军充任下级军官。
二十九军素有爱国传统。军训团成立后,在共产党人朱大鹏等的建议下,对学员进行“爱国家、爱人民、不忘本”的政治思想教育,经常以讲课、唱歌、问答、排演话剧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活动。为了坚定抗日救国的信念,张寿龄亲自作词并谱曲创作了《二十九军军训团团歌》,歌词内容是:“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砺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诚真正平为二十九军军训),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学员们记熟歌词后,由张寿龄亲自教唱,以鼓舞学员的爱国热情。
1937年6月,二十九军手枪旅旅长孙雨田任军训团团长,积极开展各项文娱体育活动。他给三个大队副作了分工,其中,朱大鹏抓宣传。为了搞好宣传工作,朱大鹏立即编写了一个话剧,名字叫《高粱米香》,内容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为背景,兄弟二人逃到关里,以做木工活儿为生,当吃到高粱米饭时,想起家乡被日本蹂躏,心中十分悲愤,最后打回老家去”。
该话剧演出后,不仅在军训团很受欢迎,对于前来观看的二十九军将士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孙雨田团长提议办了一个“铁血剧团”,排演了许多以抗日为主题的剧目,既活跃了部队生活,又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军训团除了思想政治课以外,还开展军事训练活动。为培养和锻炼学员的意志,军训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还经常在大风雪、酷热或暴雨的天气里进行操练,以适应战时杀敌制胜的需要,为此团里还编了一段顺口溜:“白变黑,胖变瘦,手能提,肩能扛,腰不酸,腿不软,粗茶淡饭吃得香,准备和鬼子算总账。”
学员们每日进行束枪、打拳、劈刀等技术训练。劈刀就用古式的单刀,动作套路是从中国传统武术中精选出来的,很适合突击、近战和夜战,动起来动作敏捷,实战性强。大刀在二十九军中有着光荣历史,许多次战斗都是凭借大刀取得胜利的。早在1933年喜峰口战役中,二十九军就是用大刀片把装备精良的日本部队打垮,从此大刀队名扬中外,因此刀法训练成了军训团的必修课。
由于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差,为了弥补劣势,只能扬长避短。近战、夜战一直是西北军的强项,因此,军训团将夜战作为一项重要的训练项目。从夜间起床、集合开始,到野外训练,利用地形地物、星辰辨别方向,利用灯光、音响练习通信联络。以后又练习全体武装集合、定点集合以及夜间修筑工事等。学员们反复练习,达到肃静无声、迅速有序、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当时军训团还没发给学员真枪,训练时用木枪代替。1937年7月,华北形势日趋严峻,军训团给学员发了枪,首先由团干部对学员们进行了爱护武器和用枪纪律的教育,然后进行臂力目测的练习,最后进行对空射击、防空、集束手留弹破坏坦克等训练。
和日军激战南苑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在守卫卢沟桥战斗中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军训团的战士们和守卫卢沟桥部队同呼吸共命运,同一个声音高呼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严阵以待。
7月20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县城。25日以后,日军开始在廊坊,广安门至丰台一带,南苑以南、团河等地蓄意挑起冲突。军训团在此情况下,命令学员全部进入阵地,构筑工事、挖防空洞、随时准备反击入侵之敌。当时军训团负责防守南苑以南的阵地,军训团为每个学员配发了枪支及子弹100发,手榴弹4枚,还有一把大刀。
7月28日晨5时,军训团学员吃过早饭后,在阵地继续加固工事。7时,南苑营区上空有日军数十架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呼啸而来,开始轰炸,并低空扫射。学员们马上按规定的位置俯卧下来,敌机炮弹就在学员身边爆炸,有的学员当时就牺牲了。不久日军又开始发动地面攻击,军训团的学员们立即与日军展开激战,并数次击退了敌人进攻。在战斗中,军训团第一大队副刘锡章壮烈牺牲,军训团学员以劣质的武器装备和敌人殊死搏斗。战至下午3时,日军添兵,从东西两侧攻进南苑,不久南苑失守,军训团的阵地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指挥部下达了突围的命令,但由于通讯线路被敌人炸毁,这一命令只能采取在战壕里口头接力的方式传递。
军训团主力由佟麟阁率领向大红门方向突围,沿途和敌人不断厮杀,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先后壮烈殉国。军训团团员们由孙雨田团长边打边退。当时日军已占领团河,一大队、二大队从团河突围,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损失比较大。朱大鹏遂率领三大队不经团河,而是出南苑向东南方向撤退。当时敌人在布防的铁丝网封锁线上系有铃铛,听不到铃响就不能开枪。当军训团越过封锁线时,正赶上一阵暴雨,朱大鹏指挥学员们冒雨小心地割断了铁丝网,偶有一两声铃响也被暴雨声淹没,听不到铃声。突破敌人封锁后,军训团向固安县方向撤退集中。
转战各地
8月上旬,军训团进行整编,朱大鹏带出的第三大队还能保持着四个中队。一大队、二大队损失比较大,每个大队只剩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不到100人,急需补充学员。于是,由冀察绥靖公署直辖的学兵队调来两个中队,充实到军训团。
以后,军训团从河间转至泊镇,后来一直退到济南北面的罗沟桥。当时济南属第六战区冯玉祥辖区,军训团一度归冯玉祥指挥,并由过家芳(1927年由彭雪枫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军训团团长。到1938年初,军训团已恢复到12个中队、1300多人。
1938年秋徐州会战后,军训团驻扎新乡。此时,宋哲元因积劳成疾辞去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国民政府组建了第三十三集团军,由张自忠任总司令,下设五十五军、五十七军、七十七军。军训团便随七十七军到达信阳、潼关。
1938年12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鄂西北的光化。与光化毗邻的谷城,是进入川陕的要冲,身为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副军长兼一七九师师长的何基沣(此时已从延安归来,1939年后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到谷城担任三十三集团军军官教导团副主任,担负训练抗日军事干部的重任。何基沣坚决执行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教育官兵枪口一致对外,与八路军、新四军通力合作,互通情报,并肩作战,更积极支持保护共产党人在部队中发展秘密党员。
涓涓细流归大海
不久,何基沣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准备从军训团中组织一支队伍,配合新四军到桐柏山区进行游击战争。他找到朱军、过家芳商议后,决定把军训团的部分学员随一七九师改编成五三七团,随大部队对日作战;另从军训团中每个中队抽出5名思想进步、经过战斗考验的战士(共60人),并配备军医等共70多人,装备60条步枪、两个掷弹筒、三挺轻机枪,20万发子弹,由朱大鹏率领,到桐柏山区进行游击战争。朱大鹏欣然同意,不久便率领这支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再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汇合,改编为第三团,为新四军在湖北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8年11月,何基沣同张克侠率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共两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时部队中还有很多老军训团学员,在起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原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