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学会到青年团：毛泽东早年如何领导青年工作

1920年至1924年间，毛泽东从新民学会主义之争中意识到创建青年团的必要性，在建团过程中“注重找真同志”；将壮大青年团与开展工人运动相结合，扩大团组织中的工人成分；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后筹备指导团二大成功召开，为青年团指明前进方向；在国共合作大潮中身兼数职，努力为青年团“播撒种子”，为团的早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这一时期领导青年团工作的经历，是毛泽东青年团建设思想的发端和重要实践来源。

毛泽东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不懈奋斗，为民族解放复兴立下不朽功勋。毛泽东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始终对青年团的建设给予极大指导和关怀，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理论观点。追根溯源，这与他早年创建和发展青年团的探索实践紧密相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挖掘整合史料、梳理回顾毛泽东早年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历史脉络，缅怀铭记伟人的卓越贡献，对于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主义之争”：

毛泽东创建青年团的先决条件

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就树立起改造国家、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同时也敏锐意识到组织进步青年团体的重要性：要完成改造中国大业，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及，“必须有很多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个巨大集体，持久奋斗，才能发挥力量，有所作为”。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一批青年学子对新学术、新生活产生极大热情，试图通过组织团体来追求学术和生活方面的进步。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聚拢起一群渴望感受新世界、接触新思想的青年俊才。学会从成立到1920年，组织不断发展，日益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青年进步团体。

随着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变化，新民学会逐渐从学术组织向政治性团体转变，学会宗旨也变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学会成员因为不同的经历和实践，思想发生分歧。以萧子升为代表的部分成员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至深，坚持认为对社会只能进行“温和的改良”。而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大多数成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接触并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特别是毛泽东，通过反复思考和认真比较鉴别，加之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斗争淬炼，他从开始“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到最终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从而推崇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人为毛泽东

选择“温和改良”还是“俄式革命”，关键在于哪种主义能够解决中国迫切的现实问题，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主义之争让毛泽东意识到，新民学会已无法担负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亟须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更纯粹的革命性团体。1920年11月，他在和罗章龙的通信中明确指出，“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主张建立以主义为核心的政党组织。这种深刻的认识转变，为毛泽东在湖南进行建党建团的探索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陈独秀寄来的青年团章程等建团资料，立即着手在长沙开展建团工作。毛泽东首先从新民学会中发展团员，在他的发动下，陈子博、谢南岭等多名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会员成为长沙青年团第一批团员。除新民学会外，毛泽东还从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可造之材。

毛泽东充分吸取新民学会内部主义之争的经验教训，在建团过程中特别重视思想建设，努力提高团员对各种主义流派的识别和分析能力，引导团员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团的政治建设，坚持政治上的一致性和纯洁性。为此，毛泽东采取了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负责具体建团工作的湖南一师学生张文亮曾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述：1920年11、12月间，毛泽东多次和他见面，会商建团事宜，反复叮嘱要“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应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这里的“真同志”，指的就是真心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经过审慎的动员筹备，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导致团内成分复杂，派别众多。“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相较之下，湖南青年团在毛泽东注意质量、“找真同志”的建团方针指导下，避免走上弯路，逐步发展壮大。到1921年7月，湖南的青年团团员发展到39人，从而成为全国团员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地区之一。

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用先进理论推动青年团发展

自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毛泽东就开始致力于用先进思想理论指导一系列社会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各级组织都投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作为湖南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冷静而清晰地认识到扩大青年团组织中工人成分的重要性，反对片面注重发展学生，并巧妙地把发展团组织与开展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此，他派李立三、毛泽民、刘少奇、毛泽覃、郭亮等一批党团骨干深入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粤汉铁路、长沙的泥木业等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他更是身体力行，争取到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就是典型案例。

黄爱和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为宗旨，在工人中具有相当基础，会员一度达到7000多人，但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将“铲除领袖的合议制”作为组织原则。为争取这支力量，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脚穿草鞋，深入劳工会，与工人交朋友。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毛泽东发现，黄爱、庞人铨都是经历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先进分子，为人正直，恰逢当时劳工会领导工人斗争遭到失败，黄、庞正感迷茫无助。毛泽东就从帮助两人入手，指定专人同他们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住处恳谈，向他们直言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种种弊端，积极引导两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据易礼容回忆，毛泽东和黄、庞谈话后对他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黄爱和庞人铨的思想渐渐发生转变，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底加入青年团，湖南劳工会一度成为青年团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1921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因领导罢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两次召开追悼大会。为冲破本地舆论封锁，毛泽东根据领导驱张运动的经验，来到上海进一步扩大宣传。因黄、庞的青年团员身份，毛泽东到上海后向团临时中央局汇报了两人被害经过，呼吁向黄、庞学习。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底好团员，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为悼念两位烈士，配合工运开展，青年团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联合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等团体在沪举办追悼大会。

毛泽东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他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被印作传单在会上广为散发。《宣言》对黄、庞及湖南劳工会的贡献作出肯定，对赵恒惕的屠杀行径表示严正抗议，并透过两位烈士的牺牲向大众揭示一个真理：人类的“幸福”之花是种在劳动者的“血泊”里的，社会的辉煌、资本家的富庶，都是劳动者血汗流过的痕迹。进而向中国无产阶级发出号召：为了避免劳动者鲜明的“革命之花”被资本家、军阀摧毁殆尽，“一齐起来作极密切的武装的团结！”“一切劳动者、团体的利益都看作是自己的利益！”《宣言》不仅为追悼大会的胜利召开发挥作用，随后还被《青年周刊》等多家刊物发表，有效扩大了青年团在全国的影响。

被军阀杀害的黄爱（左）、庞人铨（右）

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追悼大会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正义的浪潮，天津、北京、广州等地相继召开追悼会，抗议赵恒惕摧残工人运动的罪行。追悼黄庞引起的声讨巨浪提高了工人群体的思想觉悟，也对封建军阀起到了震慑作用。面对1922年下半年勃兴的湖南工人运动高潮，赵恒惕进退失据，不敢再采取屠杀政策，这就为毛泽东领导党团组织投身安源路矿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在这次影响重大的罢工斗争中，青年团员战斗在最前列，充分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地方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1922年冬，团员总数已达100多人，年底即建立起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成为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起来的地方团委之一。

这一时期，为发展和壮大湖南团组织，毛泽东根据团中央指示，积极领导长沙青年团的改组工作，强化团的组织架构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他还结合具体实践，从全局出发，针对如何更好开展团的工作向团中央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如在写给团中央汇报改组情况的信中，毛泽东特别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基层团组织干部任期仅3个月，时间“过促难于收效”，拟请变通；二是速将各省分区，并委任一个地方团为该区临时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在短期内能促成几个地方团，并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团中央后来接受了这些建议，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建团工作。

到1923年，湖南各地团组织蓬勃发展，成为团员人数最多、思想上最纯洁、组织上最巩固、政治上最坚定的地方团组织，得到了团中央的高度评价。正如团二大通过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中所述：“湘区最值得大会赞美的，就是在一年中扩充地方团至十一处之多，几乎无县无同志。其次则为能服从命令，勇敢对敌，善做群众工作，工人同志亦较多。”

三、筹备指导团二大：

毛泽东为青年团的发展指明方向

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表现出的领袖才干让他获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在他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党务和团务工作也呈蒸蒸日上之势。陈独秀在总结中共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称赞道：“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兼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这也标志着毛泽东将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支持青年团的进步和发展。

中共三大召开前后，青年团亟需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和共产党的关系，摆脱“党团不分”的局面。虽然团中央此前发出通告明确党团关系的原则，即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向共产党协定以外，青年团有完全自主权。然而这种“协定”关系既不便于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也让团的自身发展陷入困境。二是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共产党应对青年团“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青年团应根据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是否以及如何贯彻党的最新统战方针，青年团必须要有所回应。为此，团中央拟于1923年8月下旬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党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9月）前，毛泽东就先一步动身，于7月下旬离粤赴沪。结合会期与行程能明显看出，他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代表党中央筹备指导团二大召开。

到上海后，毛泽东参加了两次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讨论筹备团二大的经费问题，明确大会的日期和地点不变。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团二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称赞青年团过去一年里在各地方能够彼此谅解，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缺点在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希望青年团能够关注民众痛苦症结之所在，从事脚踏实地的工作。这些中肯评价对青年团的发展很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报告，为青年团的发展指明方向。一是明确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党团组织既密切联系又互相独立的关系：在政策上，青年团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与共产党的主张一致；在组织上，青年团可完全独立。二是传达和解释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向与会团员清晰指出，为了发展担负国民革命任务的国民党和集中国民革命力量起见，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全体加入国民党，并以宣传和组织国民运动为当下第一要务。

团二大会址：南京东南大学

毛泽东关于党团关系的表述得到了大会肯定。团二大通过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正式明确了党团关系，规定青年团在政治上要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工作和组织上保持独立。该决议将此前与党“协定”的规定改为对党政治上的“服从”，保证了党对团的政治领导以及党团之间的协调一致。

关于是否和如何贯彻国共合作方针，大会委托毛泽东和刘仁静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清楚地予以回应：青年团完全认同共产党所指示的开展国民革命是中国目前革命的唯一道路，并努力协助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大会接受中共三大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明确规定：“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团员在国民党中要赞同支持共产党员的主张，与其言语行动保持完全一致。同时，团还应保存自身独立的严密组织。

团二大在共青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有两项最突出的成就：一是第一次以团中央决议的形式明确党团关系，坚持和服从党的领导成为青年团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并逐渐形成了“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二是充分贯彻国共合作方针，动员广大青年团员投身国民革命，倾力协助共产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大会的召开促成者和主要参与者，毛泽东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参会经历让他对党如何做好青年工作、领导推动青年团发展有了进一步认识。

四、“播撒种子”：

毛泽东国共合作大潮中领导青年团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革命浪潮一时间风起云涌。这一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局秘书，多次代表党中央出席团中央会议，起草签发有关文件，指导团的工作。他出席3月召开的团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报告。对此，与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有过回忆:毛泽东“身材高大魁伟，容光焕发，特别是他穿的那件浅灰色绸长衫很惹人注目”，“毛泽东发言之后，与会者都想发表意见。会议延长了几天”。4月，毛泽东与委员长陈独秀联名发表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9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致信团中央，对团个别负责同志不尊重党的领导提出批评，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须与党中央联系，并指出党中央有自由调遣党员之权。

除以中共中央局成员身份领导青年团工作，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也担任要职，对团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随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顺势而建，“管辖苏、浙、皖、赣四省党部外，并鄂、川、湘、黔之党务亦须兼顾”，成为国民党中央除广东外最重要的党务派出机构。国共两党均调遣精兵强将进入执行部工作。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内担任组织部秘书和秘书处文书科代理主任，职务身份明显突出，成为共产党在执行部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力量。在国共合作大背景下，依托上海执行部这一平台，毛泽东做了大量具体而有实效、被称为“播种子”的工作，其中不少都与青年团紧密相关。一是积极组织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大多数团员加入国民党，扩大了团组织在国民党内和进步青年中的政治影响，为推进国民革命贡献巨大。二是拓展以国共合作、新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传阵地，如筹备并召开上海追悼列宁大会，发动联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团体参会，帮助青年团员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锻炼成长。三是负责黄埔军校在沪招生工作，选拔可造之材。当时党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经过毛泽东的严格把关，来自五湖四海的200名优秀考生脱颖而出，成为角逐最终入校名额的坚实力量，其中就有不少青年团员。此外，毛泽东还慧眼识珠，推荐蒋先云、李汉藩、伍文生、赵楠、张际春等湖南籍革命青年入学黄埔。如赵楠曾任衡州青年团书记、蒋先云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三师支部负责人，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革命引路人。这些铁骨铮铮的有志青年此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奋勇前进，不惜为理想信念牺牲生命。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合影。第三排左二为毛泽东

然而，国共合作开启以来，国民党内“分共”的声音和活动一直存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在执行部内收集“证据”，炮制《弹劾共产党案》，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言论行动“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提出要严重处分。毛泽东对此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也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攻击。加之身体健康原因，1924年底，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去职回湘养病，其从中央层面领导青年团的工作暂告段落。

五、结语

1920年至1924年间，从主持地方到任职中央，毛泽东对于青年团建设的重要性和发展路径的认识逐步加深，在具体实践中亦能从大局着眼、从细节入手，对团的性质和任务、团的建设方针和路线、团的工作要求和方法等问题都作出了许多重要探索，提炼出注重思想建团、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服从党的领导等一系列真知灼见，体现出认真执着的工作态度、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在他的努力下，青年团实现从无到有，党团关系渐趋明确合理，团组织架构日益完善，向心力、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揆诸史实，毛泽东的青年团建设思想在近代中国革命青年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以马列主义关于青年团体和青年运动的原理为理论根基，并经他领导青年运动、指导青年团建设的长期实践而最终形成。而这一思想的发端，应与他早年创立和发展青年团的经历密不可分。在这段经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高度关注青年群体的发展，针对如何开展青年运动、指导青年团重建、为青年团发展引航定向、充分发挥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等，发表了丰富而深刻的论述，提出了诸如“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等一系列开创性观点，最终实现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