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不出国留学的原因新论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张放

青年毛泽东对留学问题的思考，蕴含了两个具有关联性的核心问题意识，一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探索改造中国的有效途径。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开启于全球化进程推动下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时刻，并深植于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思潮和争论的认知网络中，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上述两个问题意识开始融合，认识和实践层面完成统一，成为其独立自主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

1919年3月14日，26岁的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来到上海。他此行主要目的乃是参加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1918年，毛泽东参与组建的新民学会成立后，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组织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同年8月，毛泽东一行来到北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相关筹备工作中。尽管毛泽东在为赴法一事奔走操劳，但自己却未着急动身出国。1919年11月，已经先行赴法的罗学瓒致信毛泽东，以比较眼光痛陈中国学问远落后于西方，呼唤他带头努力研究学问，并敦促其即刻出国，“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延迟，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不过此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在同月给罗荣熙的信中明确表示“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的办法”，只是暂时未详细阐明。这表明毛泽东对留学事宜有了比较成熟的认知。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如何形成，有何价值，需要展开探讨。

一

聚焦问题意识：进一步讨论青年毛泽东留学观念的必要性

为留学事宜积极奔波的毛泽东为何不急于或者说未选择出国留学？学术界对该问题已有所关注。海外研究者形成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主要是考虑到自身语言能力以及出国花费问题；第二种认为毛泽东的目标不是成为学者，而是追求政治成就，意在组织政党；第三种认为毛泽东着眼于中国，立志深入了解中国，从中国出发寻求出路。形成上述观点的支撑材料相对集中，前两种的依据直接来自于萧瑜回忆中对毛泽东选择留京原因的解释，辅之以毛泽东自述；第三种的依据主要来自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学钊信中对留学看法的阐述，并辅之以毛泽东自述以及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的相关论述。海外学者的三种解释，前两种有流于表面之嫌，缺少对青年毛泽东思想观念的深入剖析，第三种解释虽然点明要害，但却未对其作出详细阐释，只是将相关材料进行转述，缺乏分析力度。

与之相较，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阐释。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留学问题上并不保守，不仅积极创造条件动员志同道合者加入留学洪流，而且自己也有意愿出国学习，先后将留学目的地定于日本、法国以及苏俄。关于毛泽东未能出国留学的考察，国内学者并未如海外论者那般选择概而论之，而是分不同国家进行探析，指出毛泽东未能去日、法、俄留学的原因不尽相同。更多学者将分析焦点对准毛泽东为何放弃赴法勤工俭学这一问题。研究者的观点可以综合为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此时在东西方文明的问题上认识有所加深，希望在国内进一步探索；第二，出于新民学会分工的实际需求，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为其“殿后”；第三，毛泽东随后投入革命政治实践之中，已无暇出国；第四，毛泽东对赴法的兴趣逐渐淡化，关注点转移到了苏俄革命；第五，毛泽东母亲病重；第六，毛泽东对于北大图书管理员的工作非常满意，符合自己的发展预期与求学旨趣，因此放弃留学。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青年毛泽东留学观念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强调此观念中的“中国立场”有助于理清中外文化关系、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新民学会旧址

整体而言，学术界关于青年毛泽东留学问题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国情世情变化，问题意识不断更新。不过，对于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以往研究重在解释毛泽东没有留学的原因，倾向于将理论思考与诸多现实考量置于同一层次展开论述，并未将其所形成的留学观念视为思想史事件进行透视，因而难以深入揭示其中的思想意涵。如若将毛泽东形成的留学观念视为思想史事件，那么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意识有哪些？这些问题意识如何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围绕这些核心问题意识，毛泽东进行了怎样的思考？这些积极探索将产生何种历史影响？上述具有关联性的问题围绕毛泽东留学观念的核心问题意识形成，如若不对毛泽东的相关论述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而是简单地将其视为结果性文本直接使用，就容易忽略其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而失去在更广阔的时间空间脉络中定位其价值的契机。基于此考量，本文将聚焦毛泽东留学观念背后的核心问题意识，着重阐释其逐渐澄清的过程与影响因素，最后落脚于经由思考留学形成的相关认知对开拓中国革命道路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呈现其思想价值。

二

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青年毛泽东的留学观念

中外交流古已有之，一方面源自政治力量推动，具有浓郁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体现为异域宗教的传播流通。这与近代以来中国人主动走出故土向发达国家求教的“留学”相去甚远。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后，最深刻的政治文化影响莫过于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文化优越心理被解构。因此，当他们做出推动留学的决定时，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西强东弱的全新文明等级谱系正在形成，而这恰恰契合了正处于上升态势的西方列强对古老传统东方世界的普遍性看法。

概言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留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一股浪潮。美、欧、日、法、俄先后成为热门留学目的地。这一现象反映了精英阶层和进步青年对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体认。在他们看来，选择留学，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现代化道路的学习和追求，积贫积弱的中国唯有通过全面地向西方学习才能尽快实现富强。就此意义而言，近代“留学”现象之兴起，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向世界的事实以及一种向外寻求解决内部问题的思维路径的形成。

在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自然也受到留学热的影响。如前所述，他一直对留学持积极态度，并先后以日、法、俄作为自己理想的目的地。不过，毛泽东并未过于执念于留学，而是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这首先源于他对当时身边人留学境况的反思。新民学会成员倾向于留学“无论如何，耳目接触，总比在国内要好一点”的看法，在毛泽东看来这很容易导致为出国而出国的盲目行为，实际上并不利于青年人发展。他认为留学与否并非成才的决定性因素，青年人拥有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计划、坚定信念才是有所成就的关键。无论是否出国，若目标不清晰，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新民学会成员来信讲述自己在海外的经历和见闻，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的看法。蔡和森向毛泽东直言，他由于对语言重视不够，无法与当地人充分接触，还处于一种“聋哑兼全”的状态。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更是概括了留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四种思维误区，第一种是“感情迷”，即感情用事，理性不彰；第二种是“部分迷”，即缺少普遍观察，以偏概全；第三种是“一时迷”，即执着于表面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追寻；第四种是“主观迷”，即疏于深入调查走访，偏听偏信。毛泽东在回信中高度认同这一概括：“四种迷，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

上海赴法航行路线示意图

毛泽东关于留学的看法在1920年趋于成熟，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他就相关问题做出了系统阐述。毛泽东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在第一个层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盲目热衷于出国不过是一种缺少独立思考的“迷思”行为，很多青年留学多年依旧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究其原因乃是对中国和外国均不了解，出国之后根本不知道为之奋斗的方向为何，最终只是蹉跎度日，空耗生命。他认为，世界文明大体可以分为东西两支，东方（中国）文明占据半壁。如若对中国文明不甚了解，那么置身于西方文明便缺少比较意识，因而难以发现真正值得深究的问题；同样，如若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到异国他乡再从头学起，则会浪费大量时间。因此，青年在出国之前要对东西文明均有所涉猎。

掌握东西方思想，其目的为何？毛泽东经由该问题进入第二个层面的论述。他认为，在同时涉猎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的把握更为重要，这是中国人做出世界贡献的基础。而深入理解中国，则“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着意强调，对于中国的理解和洞察，不能局限于书本和理论知识，更要通过调查与实践获得最为直观的经验材料。个人无法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个人求索终究是为共同体的集体生活方式做出开拓。因此，通过恰当的方法摆脱教条干扰，掌握真实社会情况，就成为探索切乎实际的发展道路之基础。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是透视其留学观念的关键文本，蕴含了两个核心问题意识。首先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诚如近代以来的留学热所揭示，毛泽东成长的时代，中国已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如何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西方发达文明，成为当时思想界必须直面的命题。毛泽东关于留学问题的思考，即是以对相关问题的揭示为基础展开的。其次是关于改造中国的路径与方法。青年毛泽东已经有意识地摆脱从理论到理论的书斋式研究，强调实践调查对于认识社会、理解中国的基础性作用。毛泽东在成长过程中吸收了多元思想资源，到了1920年代初，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意识逐渐形成了相对清晰的观念。这些观念贯穿毛泽东一生，并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且积极的影响。对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做出历史梳理，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三

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认知的思想历程

毛泽东出生成长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其思想必定受到新旧知识体系的双重影响。1902年，毛泽东开始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先后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继而学习《诗经》《论语》《左传》等典籍。毛泽东将自己的私塾生活总结为“六年孔夫子”。随后他还阅读了诸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多元传统价值。无论是经典还是文学作品，提供的世界想象均以天下体系为基础。与现代西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不同，天下体系建构了世界政治的概念，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存在”，因此并不涉及在民族国家秩序中处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意识。

毛泽东开始形成对外部世界的体认，可以追溯到阅读《盛世危言》。青年时期便只身来到上海投身洋行的郑观应，在与洋务的长期接触中深感中国若要摆脱困状，须从基础做起，如进行政治改革、加强国防建设、大兴工商经济以及倡导教育革新等。他在《盛世危言》中描述的西方工业先进、物质发达、资本丰厚，这也成为毛泽东对西方的最初印象。随后，当他从曾留学东瀛的教员那里得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后，羡慕不已，结合在相关报刊上获取的知识，遂将英、日视为楷模。读过《世界英雄豪杰传》后，他粗略得知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深感每个国民都应努力“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此时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理解已与之前有所不同。

打开外部世界的大门后，毛泽东开始主动汲取相关信息。他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到省立图书馆读书自学。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直观感受到中国之于世界的方位，这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反复细看，受到启发”。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毛泽东关于“世界”的形象概念初步形成，从此“他才知道世界很大，中国还小得很。世界既大，人口就多，问题也就多”。在空间上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后，求学就不能仅局限于中国学问，而应放眼世界，才能更深入地探寻问题解决之道。于是，毛泽东广泛涉猎西方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原富》，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和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接触西方书籍，与郑观应浮光掠影的西方描述相比，这些书籍对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的揭示要深刻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段时间集中阅读的图书，其作者对待西方的态度不尽相同。例如，达尔文的早期著作就流露出种族观念，到了《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之后，更是以进化论的视角将文明与种族做出关联。赫胥黎的著述也延续这一逻辑。此类著作以一种二分思维将欧洲文明视为与其他地区野蛮状态相对应的优越文明，西方中心论和文明等级论贯穿其中，逐渐成为“越来越充满恶意的欧洲意识形态”。与之相对，穆勒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暧昧很多，他通过殖民地状况看到了西方文明演进中的缺陷，不再是一个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而卢梭则对现代欧洲文明持批判态度，他尝试通过“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来取代骗人的旧契约”。青年毛泽东所涉猎的西方思想资源，对西方文明的阐释是多元的，这为其今后辩证地对待西方文明埋下了思想伏笔。

图书馆的自学经历将毛泽东对西方的认知带到全新阶段，他开始有意识地走出传统视野的局限与藩篱，尝试思考如何对待中西文明、面对世界等宏大问题。他选择重返校园，通过深入阅读与虚心求教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思索。1914年初，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遇到几位人生中的重要老师，对其影响最大的当属杨昌济。毛泽东转入第一师范的同年10月，杨昌济在长沙出版的《公言》杂志上发表《劝学篇》，文章将一国之民族精神与一人之个性相类比，认为“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所以“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以此立论，杨昌济进一步指出，留学生海外归国后若想学以致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在杨昌济看来，留学既需语言基础，也需资金支持，如若条件暂不具备，可不必急于出国。通过阅读外文译本，并深入钻研本国学问，亦可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特别是中国固有文明，义蕴闳深，取之不竭，应当通过当世眼光与全新方法进行挖掘，筑牢中国人之根基。

杨昌济的这篇名文对开始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毛泽东而言可谓大受启发，加之日常求教交谈，业师的看法经过整合很快被吸收到其思考中。1915年，毛泽东在给湘生的信中指出为学之道应兼顾中西，且应“先中而后西”，并转引康有为的话表达志向：“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黎锦熙也就如何汲取中西文化作出指导，告诫其在学习西方历史时，要培养比较意识，从而实现融会贯通。毛泽东深以为然，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转达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强调认识中国、掌握国学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中国人身份确立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全盘接受，受进步思潮影响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与局限，在与黎锦熙的讨论中他进一步阐述，不管是对待中国传统思想还是外来思想，都不应持有一种不加批判的迷信态度，要客观面对两者的不足与缺憾，并敢于“同时改造”。这也成为他今后处理相关问题时的基调。

191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参加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欢送会，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图为会后合影

毛泽东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之际，恰逢“一战”爆发。这场战争所引发的全球舆论反思以及对西方文明局限的批判与揭示，进一步从外部影响了毛泽东的思考方向。诚如罗素所言，西方文明有醉心工业化、热衷进步、推崇效率的一面，不过“一战”后其穷兵黩武、推行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面逐渐显现，“那种不顾最终目的、罔顾效率的做法已在欧洲名誉扫地”，“一战”向世人宣告，西方文明“有些地方出了错”。这种批评不仅来自于西方内部，更来自于被西方殖民或侵略的地区。泰戈尔弱冠之年就指责英国为牟取暴利发动鸦片战争，“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一战”促使泰戈尔进一步展开批判，他将西方文明的内核概括为物质主义，指出这种罔顾精神维度的发展模式已导致“造物主的震怒”，“受了极巨的教训”，后发地区不应该再重蹈覆辙。通过物质与精神二分的方式来理解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之差异，成为后发地区共同的思想趋向。“一战”期间李大钊同样将东方与西方文明概括为“灵”与“肉”的差异，并指出西方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

青年毛泽东也受到这种二分法的影响。1917年他在与友人张昆弟畅谈时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随着对进步思潮的接触与吸收，毛泽东也在逐渐丰富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一战”结束后，毛泽东将批判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实业专制”，认为这种发展造就了“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局面。西方发展模式通过殖民政策向世界推广，便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损的不义结构，他直言这是损人利己的发展模式。与之相对，人类应该开创一种“世界主义”的发展路径，即以“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为鹄的。

如何实现这种世界主义？1920年留法新民学会会员达成共识，即要对中国与世界进行改造，强调改造两者是“一件事，宜同时并进”，“改造中国，不可忘却世界，要戴改造世界的眼镜去改造中国”，并将学会方针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早在1917年即已提出要同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表示学会的看法正与其“平日的主张相合”，并强调以世界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学会成员在情感上应该持有一种普遍博爱而非偏狭的立场，不能仅关注中国而忽略世界，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宜从改造中国做起，因为大家出生在中国，且中国之现状亟需改变，因此“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于是，如何改造中国便成为核心关切。这一问题意识也成为青年毛泽东在探索中国与世界关系时自然衍生出的一个重要维度。

四

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路径的认识过程

关于改造中国的路径与方式，毛泽东亦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明晰。在东山小学堂就读期间，他反复阅读《新民丛报》，对上面刊印的梁启超的系列文章耳熟能详。梁启超以一种精英主义的视野，从宏观层面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做出理解，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这是“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因此一个国家若想在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对民众特质进行整体改造。这一归约主义（reductionism）思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颇深。1912年，在获得国文教师激赏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毛泽东将时局之困顿、国家之沦落归结于“国民之愚”“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从这一归因可知此时毛泽东对改造中国路径的判断——重塑国民思想乃重中之重。

1917年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改造路径。他指出，如今社会所推行的变法，无论是设议会、立宪法、选总统，还是推行实业与教育，均是从细枝末节展开，而未抓住“本源”问题。错失本源，“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而变法的“大本大源”问题则是从哲学和伦理学入手进行改造，从根本上转换国人思想。唯有如此，国人方可祛除积弊，思想与道德亦焕然一新，人人“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与几年前相比，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改造对象和路径，只是他仍然强调主观意志，秉持“观念造成文明”的看法。毛泽东这一具有传统士大夫色彩的改造主张在当时思想界相当普遍，他尚未找到真正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造路径和方法。

不过此时，毛泽东的思想中已经孕育了引导他走向切实改造路径的要素。毛泽东身处湖南，湘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风气盛行。杨昌济对湘学传统甚为推崇，在他的倡导下，毛泽东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并在《讲堂录》抄下心得：“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除此之外，顾炎武以“实学”代“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观念，以及颜元对“行”的强调，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同样积极倡导实践之风，学校规定从三年级开始，每周要有3个学时的社会实践课程。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和彭璜等12位在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南市半淞园聚会，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并讨论新民学会会务。图中左起第七人为毛泽东

近代以来的科学思潮进一步塑造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之路径的判断与选择。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凸显理性和科学意识的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其创始人孔德认为对于近代日趋复杂多元社会的理解不应停留在哲学层面，而应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科学地对其规律展开研究。科学强调“通过观察、实验及推理而得到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本身就蕴含着浓郁的方法论意涵。近代中国思想界深受孔德关于科学的乐观认知的感染，“科学”这一表述经由和制汉语进入中国后，其科学公理观逐渐取代传统天理观，为中国人现代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何科学地观察社会，遂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调查”则做为一种科学认知的社会学方法出场了。

在地方文化和科学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走出书斋。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游学一个多月，历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的诸多乡镇，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等各种人物，增加了社会阅历。次年春天，毛泽东同蔡和森游历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半月有余，了解社会情况。1918年到达北京后，毛泽东还前往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到一线掌握铁路工人的真实状况，晚上住宿舍与工友深入沟通，以观察从工厂运营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现实生活的不断接触，打开了毛泽东观察中国的新视角，他逐渐认识到单纯关注抽象精神观念而忽略其具体物质基础，无法获得纾除中国困境之正解。改造中国，必须接触实际，深入日常生活，以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和理解为基础探寻路径，而非采取一种形而上的主观形式。

五四运动的爆发，则进一步将毛泽东引向对现实问题和社会改造的关注。从1919年7月起，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批判不依循人生社会实际说话的现象，号召“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他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到普通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民众联合起来去对抗资本家、贵族和其他强权者才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方式。若要实现民众联合，对民众真实状况的掌握必不可少，因此需通过各种方法展开调查研究。此时，毛泽东尚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犹疑徘徊，尽管对改造中国路径的认识有了明确方向，但缺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层面的自觉，对调查研究的践行也尚未经由这一方法论得以升华。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的理论武器之后，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的运用将达到全新高度，以调查为基础形成的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准确把握，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

结语

青年毛泽东并未急于选择出国，究其思想动因，一方面源于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明晰了改造中国的切实路径之所在。毛泽东对这两个相关问题的认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近代以来各种争论的漩涡中、在不同思潮的影响下、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接触中形成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1920年5月，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为即将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6月，他与陈独秀深入交流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此时，毛泽东尚未明确选择马克思主义，不过此次上海之行将他进一步推向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成为其一生中的关键性时期。明确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通过深入钻研与灵活运用，对上述两个核心问题意识的认知与领悟得以升华。

一方面，通过兼具现代性与批判性双重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透视，毛泽东更加坚定东西方文明均存在缺憾、要同时改造的信念，避免了陷入全盘西化或保守主义泥淖，从而以更加辩证的方式处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经由马克思主义指引，他进一步明确西方现有发展模式势必伴随着侵略、扩张与殖民，无法成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选择，更无法被建构为一套附着强烈价值意涵的“终极的真理或者唯一的理念”。探索本国发展道路须坚守民族身份意识，才不会丧失自信和志气。不过这种意识并不意味着盲目排外或者捍卫一切旧有传统，而是呼吁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坦然面对自身与他者文化中的优势与不足，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持久回荡。

另一方面，毛泽东开始自觉尝试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知中国社会并追寻改造路径，从而在探索未来前途的“整体性思路”和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实践”之间建立起关联。与同时代的学院派社会调查相比，经由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武装的社会调查被赋予了强烈的实践性品质——调查不仅是为了了解社会，更是以探寻改造社会的路径并积聚革命力量为鹄的。毛泽东走出了近代知识分子执着于以抽象的普遍性理论探索救国之路的思维定式，尝试在日常实践中寻找契机，将对普遍真理的追求转化成一种具体的积极态度，既非在抽象价值层面徘徊不前，亦非将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当作普遍真理的唯一模式。从此，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开始呈现新面貌。

通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留学观念中的两个核心问题意识得以融合，在认知和实践层面实现了统一，进而构成了独立自主意识的思想基础。因此，毛泽东对留学问题的思考，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就此意义而言，毛泽东1919年和1920年的上海之行更像是一种隐喻：他身处开埠以来所形成的国际大都会，抵制住了繁华喧嚣表象所带来的“普遍性”诱惑，俯下身去，以真挚的热情、理性的沉思和踏实的实践，深耕于中国大地，尝试在洞察国情的基础上发掘中国革命之路，从而为全世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解放与发展事业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3年第5期，原标题为《论青年毛泽东留学观念中的核心问题意识》，略作删减，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