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再谈中共一大会址与全国各界联合会

笔者曾在《世纪》杂志2001年第3期的《巡捕闯入“一大”会场新说》（以下简作《新说》）中指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警务日报》的记载，中共“一大”召开前后，公共租界警方正在严密监视着位于贝勒路树德里104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那正是一大会场贝勒路树德里106号李书城寓所的隔壁；这个全国各界联合会与李书城有一定的政治关系，总部设在那里，可能与李有关；由于陈潭秋1936年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明确记述，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程子卿就是声称要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因而，密探可能就是在向全国各界联合会送达法租界有关开会前48小时必须报告警方的通知时，走错了门，或者碰巧发现了隔壁的“一大”会场。早在7月25日前，法租界警方就仿效公共租界一年前的做法，下达了这道会议禁令。

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尤其是Gale集团旗下产品“珍稀原始典藏档案”（Archives Unbound）数据库收录的《公共租界警务档案》（Policing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1894—1945）进一步证明，当年《新说》中的多项推测完全可以成立（本文使用的《警务日报》和《公共租界警务档案》，大多发表在2022年9月出版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第六辑上）。

图|1921年10月25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转给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法文报告首页

闯入者送社团禁令时偶然发现一大会场

闯入者程子卿在向全国各界联合会送社团开会禁令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大会场，是一个再也无须置疑的事实。

《百年潮》2002年第2期公布的成文于1930年左右的《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作者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B.舍维廖夫教授），其中即明确指出了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是奔着全国各界联合会而去的。原文是：“当时会场是汉俊住所，到会者并有俄国同志两人。因为寓所隔壁是各界联合会，在开会时有人来问，我以主席资格主张散会。”从证据的角度看，与会的十二名正式代表中，最早撰写书面回忆的陈潭秋、张国焘两人，不约而同地给出了闯入者提到了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这个细节，完全可以证明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即便多年后的回忆往往会有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但倘说两个人的失误竟然相同，却无论如何是匪夷所思的。

全国各界联合会曾设于李书城寓所

图|李书城（1882-1965）

全国各界联合会确曾设在后来成为一大会场的李书城寓所，7月2日后才迁入隔壁的树德里104号。

1921年7月2日的《警务日报》附件明确指出，全国各界联合会自1919年10月成立后，至少搬迁过三次总部，1920年5月6日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时，是在恺自尔路永乐里15/16号；1921年7月2日，是在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两栋房子打通的李书城寓所的合理写法。当然，孤证不立，仅凭这样一份情报，就作事实认定，未免有点轻率；因而，当年《新说》的表述尚是推测性的，即全国各界联合会“可能临时借用过李书城寓所”。但是，《公共租界警务档案》中的两份档案和《申报》的报道，已经完全可以证明《警务日报》这份情报的准确性。

一份日期为1921年10月25日的法租界巡捕房转给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法文报告指出，他们曾三次查封过全国各界联合会，第二次是1920年5月6日，第三次是1921年7月2日，而且“通信、档案和文件表明，该联合会总部最初在树德里3号，然后在隔壁的望志路104号”。这与公共租界《警务日报》的记载完全一致。报告中的树德里3号，是法租界巡捕房对李书城寓所即树德里106号的习惯写法。至于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即把与树德里104号或望志路104号一墙之隔的李书城寓所树德里106号写成树德里3号，就只能推测了。笔者怀疑与李家系106号与108号打通的这一特殊结构有关。但法捕房报告中的树德里3号即望志路或树德里106号是不会有错的。因为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正是讲述三天前即10月22日下午对正在树德里3号开会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一次突袭，而另一份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对10月22日这次袭击的报告，则是按自己的习惯，写成袭击了树德里104-106号。这里的104-106号，当是指这次袭击包括了104号（详下）。由此可见，李书城寓所，在公共租界文件中是被写作树德里106/108号或106号的，在法捕房报告中则被写作树德里3号。当年10月27日的《申报》也报道了这次袭击，可能是引用了法租界的消息来源，也作“贝勒路树德里3号”。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全国各界联合会在1921年7月2日第三次遭查封之前，总部就是在公共租界警方笔下的树德里106号、法租界警方笔下的树德里3号李书城寓所。这次查封之后，该会才搬入了隔壁的104号。

有迹象表明，全国各界联合会可能很早就使用了李书城寓所。该会骨干成员、福建学生领袖毛一丰在1920年12月29日的《申报》上发布过一则告示，邀请关心福建学生运动的社会人士“于二十九日下午驾临法界贝勒路树德里百零六号赐教。”这“百零六号”当然就是106号。1921年4月18日的《申报》亦称，“陕西旅沪学生于昨日下午二时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事务所开特别会议，讨论关于陕西战事问题”。这里的“事务所”何指，不大清楚。但对各地政治事务发表意见，正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主要活动。显然，这时的李书城寓所，至少已经成为全国各界联合会公开的活动地点。

李书城与全国各界联合会

确实存在着密切的政治关系

《新说》主要根据《警务日报》有关黄兴夫人资助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情报，以及该会当时的政治倾向，认为李书城与该会存在在一定的政治关系。新发现的文献进一步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1921年10月22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突袭了正在树德里3号开会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当场堵住包括黄兴夫人在内的11名开会者，并以未经法租界巡捕房许可举行会议，即违反了所有社团必须在开会前48小时报告警方的命令，逮捕该会张志鹏、孙镜亚、汪剑农三名书记。其中那位汪剑农，正是此次开会事件的关键角色。据10月24日和27日的《申报》报道，被捕者最初讲述的故事是：从外地来沪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职员张志鹏拟于22日召开会议，下午二点到了十余人，该会职员孙镜亚以未经巡捕房许可，不同意提供会场，众人便去汪剑农所在的“湖北改造同志会歇息，因人数太少，并改为谈话”；结果巡捕前来袭击，一并搜查了全国各界联合会和改造湖北同志会，取走所有“文件信札旗帜招牌等物”，并留下了所有与会者的住址。汪剑农的住址，就赫然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他是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改造湖北同志会成员，就住在李家。在庭审时，他的律师又称，汪当时拒绝张志鹏借用会场，而两人争执时，巡捕到场了。毋庸赘言，所谓的孙镜亚拒绝提供会场，张志鹏与汪剑农争执云云，都是典型的狡辩抵赖，不能当真的。法租界警方的报告写得很清楚，巡捕到场时，黄兴夫人正在发言呢。会审公堂毫不客气，最后判决张志鹏、孙镜亚、汪剑农各罚款十元——相当于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

由此来看，中共一大之后，全国各界联合会正式会址仍在树德里104号，法租界警方写作“望志路104号”，这次开会占用的隔壁树德里3号，其实是改造湖北同志会会址。这是一个与李书城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团体。据熟悉当时情况的喻育之回忆，“改造湖北同志会”系当时在上海的湖北国民党人发起，参加者有居正、何成浚、田桐、蒋作宾、邓玉麟等。（喻育之：《忆何成浚》，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李书城是湖北国民党元老，当时与何成浚、蒋作宾等关系密切，虽然不知道他是否属于改造湖北同志会的正式成员，但同意将该会设在自己家、并让该会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活动的重要人物汪剑农住宿，其关系之深厚，不言而喻。至于这位汪剑农的身份，现在还不大清楚。从1925年1月19日《申报》的报道看，那时率领建国川军活动于湘西的熊克武，麾下有一位担任湖北建国军第一步兵旅旅长的汪剑农，或即此人。如是，他应该是有一定资历的湖北旧军人，否则当不了少将级别的旅长。另外，胡鄂公1921年在北京建立的“今日派共产党”中，也有一位汪剑农。此人后来与胡鄂公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1923年就因涉嫌参与曹锟贿选，与胡鄂公一起被中央停止了组织生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4页）

不妨顺便一提，许多谈到一大召开的论著，都称李书城夫妇当时在外地度假。但李书城夫人薛文淑1987年10月提供的一份回忆明确否认了这一点。她专门强调，李当时去了湖南请兵打王占元，她则留在家里。（薛文淑：《我对汉俊的回忆》，载《湖北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她的这个说法完全可以得到历史文献的确证。1921年7月31日《申报》即称：“鄂籍各要人李书城、吴醒汉、蒋作宾、孔庚等……已召集旅湘鄂人屡开会议”，22日在长沙举行的大会，“孔庚、李书城等相继演说，历数王占元祸鄂罪状及鄂人所受痛苦”。其实，李书城在1921年夏与蒋作宾、孔庚等共同鼓动湖南赵恒惕出兵驱逐王占元，还是他政治履历中的重要一页。赵最后发兵援鄂，先锋部队就是此前由李书城、何成浚收编安置的鄂军夏斗寅部。这场援鄂战争，也是当年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事件。

从薛文淑的这份回忆中还可以知道，李书城家当时住人颇多。除了他们夫妇和李汉俊外，还有李书城的一个儿子和娘姨、一名厨师和一名警卫。看来李是不忌讳多人居住的。由于他占有106号和108号两栋房子，再腾出一二间余屋，先让黄兴夫人积极参与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使用，再让同气相求的改造湖北同志会使用，并供有旧谊的汪剑农居住，也都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用雕塑再现了一大召开时的场面

租界当局为何紧盯全国各界联合会

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新发现的档案文献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重要问题，即租界当局为什么会对全国各界联合会盯得这么紧。

从《新说》的引证和本文涉及的新资料来看，当时的两个租界警方都对这个全国各界联合会异常重视，甚至有如临大敌之状。不仅法租界曾三次查封该会，1921年10月22日又突袭了该会的一次寻常会议，对法租界毫无管辖权的公共租界警方也对这个组织长期密切监视，且《警务日报》不断登载有关该会的情报。须知，《警务日报》是工部局警方每天向工部局决策机构提供的情报汇总，倘非当局认定的重要事项，不会占用其珍贵篇幅的。然而，全国各界联合会虽然有“全国”的名头，曾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持，实际政治能量却相当有限；它的主要活动分子多数是五四运动期间崛起的各地学生领袖，而且活动仅限于发声——发表文稿、宣言、通电之类。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团体曾产生过很大的政治影响，掀起过真正的政治浪潮。其早期人物中尚有日后大名鼎鼎的刘清扬、施洋，而进入1921年以后，其主要活动分子的姓名都很难在《申报》中检索到踪迹了。严格说来，它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昙花一现、有点虚张声势的团体。因而，笔者曾长期对公共租界警方不怕跨界行动的麻烦，坚持对它的不间断监视关注，感到困惑不解。

现在看来，这个全国各界联合会是有值得租界当局提防的原因的。

首先，这个团体相当注意对外国开展宣传，即一再以全中国社团代表的名义向国外发出声音。看看下面10月22日被警方起获的这些英文文件名称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全国各界联合会对各友邦宣言，1919年12月1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英国下议院主席信”，1919年12月18日，地址：恺自尔路永乐里15号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英国上议院主席信”，1920年1月16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俄罗斯驻北京使团俄罗斯公使函”，1920年3月2日，地址：恺自尔路永乐里15号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俄国人民和苏维埃政府信”，1920年4月24日，地址：恺自尔路永乐里15号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国会、《泰晤士报》和各报等函”，1921年5月24日

其次，它在捍卫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方面的立场鲜明。《公共租界警务档案》中编号为I.O.4060的卷宗是公共租界中央捕房1921年8月28日的一份报告，题目为“鼓吹废除治外法权的传单”。报告称，从树德里104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获得一份传单，并附上了传单译文。这是一份致全国各省区议会、商会、教育会及各公共团体的抨击治外法权和上海租界制度的通电稿，署名为“收回租界法权请愿团”成员李齐民、蒋作新等十人，并钤有“为国争权”的印章。这份檄文言词之尖锐和激烈，确实超乎想象。如称：“治外法权辱我主权，侮我国家。平等国家之间，本不应有治外法权，予以废止，自属合理”；“上海租界违背条约。（会审）公廨既设，虐我华人；吾等华民，如亡国之奴，丧家之犬，屈服于异种之淫威，任其草菅人命，搜刮钱财，沦丧习俗，藐视人伦，禁锢自由，损害名誉”“禁止华人律师出庭，禁止非议公廨，禁止报刊公布账目。华商对租界政府，不得发声，正义泯灭；华人被告，无从声辩”“不惟如此，捐税横暴，年年增长”“关押无辜乞丐，不予饭食”“侦探巡捕，如虎似狼，密探通事，形同畜类”……中央捕房报告说，他们将此件转送给了法租界警方，显然有敦促对方采取行动之意。但法租界警方的答复是：他们已经获得了这份传单，但据信来自北京，他们无法对本地的全国各界联合会采取行动。可以说，不管这份传单来自何处，仅其中彻底否定治外法权的主张，就足以让租界当局暴跳如雷了，何况，语言还如此泼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学说在西方风起云涌，强调大小国家平等的国际政治理想主义理念成为一股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同时，强劲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崛起，上海租界制度以明显违背这些思想潮流的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为护符，顽固的殖民主义分子自然日益惶恐不安。按照租界政治的规则，维护受列强武力保护的治外法权和包括会审公堂在内的租界制度，是租界警方不言而喻的最神圣职责。全国各界联合会擅长对外宣传，且明显敌视治外法权和租界制度，显然有援引外国舆论力量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动摇租界制度根基的嫌疑，也就是说，它恰好触碰到了租界大班们那根最脆弱的神经。我以为，应该就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这个特点，使它成了租界当局非常厌恶和警惕的眼中钉肉中刺，尽管事实上，它的主要关注点始终是中国内政。至于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更让租界当局惶恐，但他们无能的政治情报系统，此时还只知道望风捕影地紧盯来自苏维埃俄国的几乎每一个俄国人。